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