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威辛不过是一个罪恶的标志，在二次大战中，还有其他罪恶标志。比如在中国有南京大屠杀，在亚洲有慰安妇问题。但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却始终不能正视自己国家曾犯下的罪行。他们总要狡辩，要纠缠30万这个具体数字是否可靠，要在教科书上耍花招，要在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挑战亚洲人民的忍耐程度。他们不承认是对亚洲人民犯了罪，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添了麻烦。在这些政治家的指引下，日本个别媒体同样无视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的纪念意义。人们不禁怀疑，难道这些政治家还是未成熟的少年吗？
这个问题看来可笑，其实却有重要的意义。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指出日本文化的幸运，可能是历史上有几次因为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自身的物质文化与部分制度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
但日本文化也可能有不幸的一面，那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不尽健全的状态。于是日本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就产生了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因此著名的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才会说：“日本自古以来没有哲学。”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哲学理念的政治家能对自己国家犯下的罪恶进行认真的忏悔吗？
因此，奥斯威辛并不能警醒所有的人，只能震撼有良知的人。下一个甲子，我不知道纪念奥斯威辛的活动还会不会举行。历史无非教人聪明，常常有学生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但我们恰恰每天都在温习历史。因为只有经常温习历史，悲惨事件才可能避免重演。我们希望奥斯威辛能够永远被人记住，正是担心它可能被人忘记。好在我们有历史。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新京报》 2005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