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中断的“第一”意义何在？下西洋时代中国造船术、航海术最先进，处于“第一”的地位，但是后来中断了，成为昙花一现的事物，这样的“第一”，强调它的意义在哪里？郑和下西洋发生得早，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术和航海术，船队规模大，航海持续时间长，在人类航海史上是空前的壮举，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它表明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自豪，加以歌颂。问题是进行这样的中西对比想说明什么？一味地自诩“当年我们祖先如何如何先进”，是阿Q式的“十年浩劫”时代的思维逻辑，今人不宜固执。若用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寻找中国由先进变为落后的社会原因，激励国人奋发图强，将是有意义的，然而少见以此立论的文章。历史上的先进只应对后人起鞭策作用，而不应替落后作解嘲。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是周边国家及西洋的“中心”，这种自诩世界中心的观念源远流长。在清代，西方文明传入，开明人士虽未把它视作奇技淫巧，然而也认为中国古已有之，观19世纪大学士阮元主编的《畴人传》即可知。20世纪人们一方面反对“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中心论仍在或明或暗地流行着，因之片面地比较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爱国，他人也爱其国。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尊重祖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之国，庶几或可避免偏颇之弊。

    忌讳现代化的比附

    教科书说：“郑和船队到达各国，受到热烈欢迎。……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有的教材、论文、辞书，或谓：“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赢得了亚非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友谊。”或者说：“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前者郑和是和平使者，后者哥伦布是入侵强盗，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文字，给读者传达的信息，不外是郑和是和平使者，所以受到热烈欢迎；郑和之行确立亚非诸国的和平相处原则；同样是远航，郑和是和平使者，哥伦布则是入侵强盗。如此说明与引导，不无历史问题现代化之嫌。“热烈欢迎”、“友谊”已是现代新闻纸的常见语汇。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只能说“基本上”如此。如果纯为和平外交及和平贸易，用27800人的庞大军队做什么？打击海盗是作用之一，难道就不包括制服那些不受招抚拒绝朝贡的人？郑和将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俘虏到南京，永乐帝君臣视其为“禽兽”，可怜其愚昧无知，释放回国，又如何解释呢？过分强调“和平”以及“共享”原则，就违背历史真相了。与其说郑和同哥伦布有和平使者、入侵强盗之分，不如说赏赐使者与掠夺强盗之别，永乐帝时代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威胁到中国安全，需要派遣郑和带着大军去做和平工作？永乐帝为宣扬国威，花钱去请人来朝贡，说郑和是“和平使者”未为不可，也许说他是“赏赐使者”更贴切一些。

    现代化的比附不可取，对比的出发点是为借鉴。这里附带说一句，对郑和使团成员的选择，永乐帝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郑和，回族人，信奉伊斯兰教自不必说了，当了大太监后，兼信佛教，他的随员、著作《瀛涯胜览》的马欢等人也是伊斯兰教信徒，下西洋所到之处，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以郑和、马欢等人为使节，基于宗教信仰的相同，与所至各国君民交往自然方便，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

    理解历史与爱历史、爱国家

    我国的历史，一度全面成为被批判对象，于是乎成为一部“吃人”的历史。所谓看来看去，说来说去无非是“吃人”现象。对这种观念持有异议的学者则要求人们，对本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至少不要抱偏激的虚无态度。不爱本国历史，奢谈爱国，不是有点滑稽么？所以说，爱国首先对历史要有一个热爱的态度。

    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事象，有美好、丑陋的区别，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之分，不论那一方面，都不是历史研究者、爱好者表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事情，关键是要理解性地说明历史：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种状态，它的正面意义、负面作用各在哪里，令人理解，而不是一味地批判或赞扬。人们懂得历史，自然而然地就会爱自己的国家。若持温情与敬意态度，历史知识越多，潜移默化的作用越大，必然增加对国家的感情。爱历史，就必须全面认识它，理解它，尽可能地避免对它的误解，这才有利于爱国观念的增强。爱国主义不是靠灌输深入人心的，是在人们历史知识丰富的情形下自然产生的。历史书不必以哪一个事件作为爱国事例，灌输，未必能够实现初衷。让人多获得历史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时代在变化，爱国思想、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代发生更新。在古代以热爱汉民族国家和王朝政权为内容，所谓民族气节，也是指此而言，那时将少数民族王朝视为异族政权，汉人反对它，就是气节高尚。及至辛亥革命以后，“五族共和”，民族气节扩展为中华民族的气节，不再仅是汉人的事情。可是传统的汉人国家的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日战争的需要，将历史上汉人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斗争大加歌颂，以蒙古灭宋、满州灭明的历史，说明小而强的国家可以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警惕被日本灭亡，鼓舞国人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看来，并未运用完整的热爱中华民族的观念，而是为“实用”讲那些历史事例。半殖民地时代，中国人民争取独立，争取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爱国的内容和表现是反对外国侵略者---帝国主义。二战之后，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变化了，爱国应当表现在建设富强的国家方面，让人民生活美满，而不是完全同以前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超级强国的霸权主义。这种形势的变化，爱国主义内容的更新，需要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像那样简单对比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的时间早晚、人数及船只多寡，得出先进与落后、和平使者与入侵强盗之别的结论，如果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话，这些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到了下半叶还是说这类话，多少令人有狭隘之感，也令人感到观念的变更之难。

    讲爱国，得分清国家、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国家同政府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人们在讲到爱国时，常常将它们混淆为一，以政府代替国家。在传统社会，朕即国家的时代，爱国就是爱皇帝及其王朝，国家与政府是不作区分的。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分辨的话，不难发现，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有时人们也会加以区别，所谓“天下者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将中国与特定的某姓之王朝区别开来。家天下成为历史陈迹之后，国家、政府不分，显然就更不合适了，政府代表国家，但不等同于国家。人民爱国是爱中国，不是爱政府的同义语。讲到爱国，似乎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就是百姓如何热爱国家及政府，反过来讲国家、政府应当怎样爱护百姓，仿佛不是爱国主义应有的内容。尤其重在宣传个人如何为国捐躯的舆论环境情况下，若问国家、政府对百姓是怎样爱护的，做了些什么，好像是不必顾及的、多余的问题。这是不是讲爱国主义的一种偏颇呢？也许可以探讨吧。

    本文以中学历史课本中的“郑和下西洋”的评介为例，探讨历史课的爱国教育，所针对的问题，是历史课本所提出来的，并非说课本本身有多少缺点。其实它写得很好，前面已经说过，它成功地综合了当今的史学研究成果。本文所说的那些问题，尤其是简单的中西对比，是学术界的事，而不是课本的事。本文就是想讨论在历史教学中现代爱国教育的新概念，仅此而已。文中那些感想性的意见，敬祈方家指教。
 
【作者简介】冯尔康，男，1934年4月生，江苏仪征人，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雍正传》《清史史科学》《清代人物传记史科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等，目前正在研究中国家庭史和社会史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