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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兰:历史课程必须关注普通人和女性

时间:2009-10-18 17:19:17  来源:王秀兰
 

    编者案:这是一篇由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的一篇有思想的历史教育论文。与时下泛滥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硕士论文相比,在深度上这篇论文丝毫不逊色,值得我们认真一读。

“平凡”怎能被宣判死亡
  ——试论历史课程何以必须关注普通人和女性

王秀兰
  
  
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把“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作为公民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培养的核心内容之一①。对此,岳麓版教材的主编、历史学家赵世瑜作了一次深刻谈话:“我提出要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关注普通人的生活,重视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这和史学界近些年来关注大众的历史趋势是相符的。”② 如何理解《课程标准》的这一基本理念并融合于教学实践,成为一线教师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在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做一些努力:一是回顾和反思普通人、女性及其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传统历史和历史教育中的缺失及其影响;二是具体而微,解析岳麓版教材处理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女性和儿童社会生活题材的视角与观念,尝试从女性主义立场建立历史、现实、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协商。基于女性主义的经验,我更愿意采用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力图超越传统学术规范文体不容置疑的客观与理性,以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方便协商交流。
  
回顾与反思
  
1.历史是从一个普通人的经验开始的,这是我们历史教育的基石
  
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我,第一次被告知历史,就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我自豪,因为我是普通人,我就是人民,我的平凡的日子不是那种有浑浑噩噩味道的日子,而是历史中的一天,我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创造着历史,即使过了2000年,还有人像知道秦始皇一样知道我。后来,我阅读历史,才发现,人民只有在无法生存的时候才创造历史,人民就是陈胜、吴广,人民就是绿林、赤眉,人民就是李顺、王小波,就是李自成、洪秀全,还有斯巴达克、泰勒、闵采尔、佛兰西斯克·维拉、埃米列诺·查巴塔,等等。人民通过破坏活动宣告自己的存在与意义。显然,平常的日子,就是那些沉默的日子,没有意义,如同历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不言而喻的那样。我们注定是要过平凡日子的,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以帝王将相和工农革命的英雄好汉,彻底宣告平凡的死亡,宣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悲哀与苍白。太多政治太多战争,没有一点普通人的生活与经验,普通人不可能从帝王英雄的恢弘业绩中汲取日常生活的经验,来完善自我;专制特权的砖瓦不可能建立起民主和谐的广场。我们不属于历史,我们对历史毫无兴趣。
  
这时,我读了一本书,一个叫费希的澳大利亚普通老头,回顾一生的生活琐事,但我以为,这本名为《幸运生涯》的小书,在闪耀人性光辉上,超过了我们那些标榜人民性教条的历史教科书,我一直记得扉页上的一句话:“许多人对患难中的人不表怜悯或同情。”我也记得结尾的一段:“我一直在实践我对姥姥的诺言,而且我很坚强,能够抗拒别人的鼓励引诱。对此我感到很高兴。他们总也说:‘快,勇敢一点。’而我老是说‘不,谢谢,我宁愿当一名无赖’。”③ 这本书给我三点启示:首先,任何超越个人生命的东西,总是在掠夺一个人的良心,这是奴役的起点;其次,从来没有超越具体个人的人性,人性就是一个人的怜悯之情;最后,不要在个人权力上尝试超越他人,努力成为一个自主的普通人(精英主义目之为无赖)。这些恰恰是我们教科书最根本的欠缺,我们的教科书在叙述一件罪恶,总忘不了从客观与理性的高度赞美罪恶带来的恩惠,无视那些被碾碎的灵魂。我们缺乏以怜悯为本质意义的爱的史实与教育,所以我们也缺乏普通人和个人责任的史实与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经历了17年教育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毫无人性肆意施暴的缘由,而且直到今天,当年的施暴者很少站出来忏悔,承担罪恶的责任,却把一切归咎于少数个人和那个时代。
  

 
我们被称誉为大众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骨髓里流淌着西方精英主义的血液,又混合了太学与科举的灵魂,制度性隔绝了学校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建构学校——社会上层—高贵、日常生活——社会底层—低贱的价值秩序,课程内容和价值取向高深、雅致,自然不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赵亚夫教授说:“历史教育就是要给国民自信力。”④ 可是,我们内在的文化社会传统、 我们的历史都是在逃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贬低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的价值,我们怎么能指望一个一个否定自身生活的人可以获得自信?指望整体上被目为无赖和贱民的群体获得自信?“正是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⑤。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中吃、穿、住、行、男女观念和社会潮流等世俗生活的内容有更高的兴趣和更深的理解,比如对穿戴隐含着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审美情趣,都有更为细致与深刻的感触,测验成绩普遍好于抽象的制度史叙事。教学实践从正面发现了普通生活历史教育的有效。
  
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正确的历史教育的三点意义。第一,有普通人的历史才是有了意义完整真切的历史。第二,只有关注普通人,关注他们的经历与感情,才可能搭起现实生活和久远历史之间的桥梁。第三,人文精神的现实性与具体性,使得每一个人无可逃避历史的责任,否则,只好承担历史的灾难,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充满怜悯之情勇于担负个人责任的公民,不是什么精于冷冰冰功利算计的经济动物、技术动物和懦弱卑鄙的看客。
  
2.女性主义对历史教育的价值,在于最终形成完整的人类价值
  
如果普通人是指被损害与被侮辱的整个人群,我们便无法回避女性。传统历史排除了普通人,作为历史的反讽,普通人却悲剧性地排除了女性及儿童,“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⑥。男人用阶级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女性则以个体的形式分散在不同阶级的男人的家庭中,作为一个整体遭受奴役。一个男人在外可以是另一个男人的奴仆,但是在家中,他是所有女性和子女的暴君。一个对强者卑贱对弱者残暴的残缺的灵魂,是无力承担起成为一个自主的普通人的责任。作为共同的边缘属性,女性及儿童有着更大的群体,她们的解放关系到人类整体的解放。关注普通人,必须先关注女性。
  
传承人类文明的历史教育,给我们提供怎样的女性形象,相当程度上就会有怎样的性别观念,最终构成一个人的人格和人生态度。当然我们清楚,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原始也是最顽固的奴隶制,过去的文明以男性为中心,并不存在我们今天建设着的“平等中求差别”的新型女性和男女关系⑦,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要认可这个人类文明的残缺,这个可悲的奴隶制一方面一手造成了人类女性卑贱的处境,一方面却把这个处境视为女性的本质,作为暴行合理化的依据,进一步掠夺女性的劳动,贬低女性的价值,忽视女性的存在。就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形象描述的那样:“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他的父母强迫她带上一个戒指。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⑧ 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在历史中遗失女性以说明女性的无足轻重,不是继续把女性悲惨的境遇作为女性卑贱地位的根源。正确的历史教育是:第一,归还被贬低的历史上女性的真实价值,恢复家务劳作、子女养育这些过去被作为女性自然属性和义务而加以盘剥和忽略的“私人性”本来面目,肯定这些“私人性”在人类延续和生存不可或缺的价值地位;第二,揭露传统文明压迫女性的荒唐与罪恶,揭示父权社会陷女性于“女人”及他者地位的机制;第三,重视近百年女性解放历史与经验,积极探索平等和谐的性别关系与性别观念。
  
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在这三个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基本上默认了传统文明的残缺,把女性的边缘地位当作天经地义。即使介绍了几个女帝王,一个居里夫人,一个秋瑾,但孤零零的形象只会被视为偶然,反而加深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课程标准》虽然在观念上树立起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努力不够,保留了太多的父权社会英雄史观残余,最明显的例证,是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模块,在树立的22个人物形象中,竟然没有一位是女性!我们天真的学生在翻阅我们“真实”的人类历史时,感想如何,不得而知,过去天主教徒祈祷时总不忘记说:“感谢上帝,把我生为男性。”
  

 
课程与教材的女性主义建构的尝试
  
传统的文明和学术都是基于父权社会男性精英的经验和利益,在我们揭示普通人、女性及其日常生活、日常经验的历史教育价值的时候,基本上失去了建构上的意义,正如德里达所言:“我愿意像女性一样来写作……。女性主义存在真理,因为女性不会被真理所束缚。”⑨ 女性主义发现了人类情感和人类相互依赖关系的价值,强调具体和个别经验的彼此尊重与相互承认,建构出人类两性间平等的伙伴关系的理想,基于养育生命的经历发掘的生命关爱的价值观念等,推动了人类整体的解放。在学术研究上,女性主义首先是经验论的,重视自下而上的背景分析和被忽视的具体的有差别的经验,特别是具有亲和力的文学形式,如叙述、自白、解释等;女性主义坚持立场论方法,就是要求观察社会视角的多样,坚持差异的独特,坚持承认的相互性;女性主义坚持从被忽视的弱势的立场理解人类的各种关系,能够发现强势阶级不可能发现的真谛⑩。女性主义在人类价值和学术方法上的这些贡献,成为解构传统文明,建构由普通人、女性、儿童及其日常生活为内容的历史教育的惟一选择。
  
相对其他版本,岳麓版教材给予女性更多的篇幅,这坚定了我们对人类良心是始终进步的信念,同时也使我们寄予教材更多的期望,如此,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落在岳麓版教材上。
  
1.劳动的价值
  
在《渐进的制度创新》一章中,教材中立、客观简述了19世纪晚期以来女性争取和获得选举权的斗争历程。作为补充,选择了一幅一战期间政府号召妇女投入军工生产的图片和一段记者对女性社会价值的新认识。教材暗示:女性要获得平等政治权利,一方面要树立自主意识,广泛团结起来主动争取。但最根本的是参加社会性劳动,只有参加社会性劳动才可能提升女性形象的社会价值和女性的自我评价。
  
从女性主义的立场看来,教材对于女性解放的理解依然保持了19世纪的特色,还是把父权社会男性中心的价值标准作为女性争取的目标和衡量女性平等权利的尺度,特别是社会性劳动与女性解放的关系,教材阐释的过于单纯,劳动的价值依旧依据劳动具有的“公共性”和可作为社会交换的商品价值。实际上只有根据女性本身才有的感受和经历才能发现和理解这个关系的复杂,这种复杂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普遍存在,这正是我们与历史沟通的桥梁。同时,客观的简单的叙事,在缺少女性处境与经验的情况下,成了一堆无意义的事实,伏尔泰曾说:“对只愿记忆事实的人说来,所有历史都彼此相似,大体相同。”(11) 这很难激起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也增加了理解人类和女性对女性解放热忱的困难。
  
对于劳动的价值,亚当·斯密和他所代表的整个有产阶级只承认有产者辛劳的价值,把工人的劳动贬低为牲畜或机器一类的功用,把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归因于工人自身的懒惰与不负责任。李嘉图提出了劳动作为流动资本的概念,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创造的本源的学说(12),这一学说提升卑贱劳工阶级工作的价值,很快被争取平等的劳动阶级接受,成为一切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但是,作为流动资本的劳动由于其充分的公共性具有鲜明的男性色彩。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降低了对熟练技术的要求,部分女性进入了传统男性的生产领域,“新兴工厂内,女工们成群结伴一起工作,脱离双亲的管辖——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每星期发放工资时,手中握有实实在在的劳力所得”(13)。一定意义上,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打破了两性分工的绝对界限,缓解了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差异,进一步淡化了人的自然属性(14)。但是,工厂女工仍是少数,大部分妇女的职业仍为家庭女佣,受制于她们佣主的控制。这从“19世纪初,仆人占伦敦总人口的15%以上”的事实可以印证(15)。实际上,大机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家庭以及家庭意识形态下的性别分工,女人进入劳动市场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几乎就是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在经济扩张时被推入劳动市场,不景气时又被最先踢开。她们所从事的多半是无技术的廉价劳动,正如女人在家庭中的劳动一样,没有经济报酬或者报酬极其低微。女人的低工资使她们必须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性,而在家庭中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女性依然受到性别体制和阶级体制双重压迫(16)。
  

 
劳动价值的女性主义理论发现,必须转化成历史时期的具体的生活细节,才能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连通,构造出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实质本来就是基于历史材料的现代性解读和价值重建。
  
我首先提供了一段《来自作战指挥中心的报告》,与政府的招贴画相对应,以清楚表明社会主流对于女性劳动的真实看法:“大不列颠的女性们,雇佣劳动力的雇主们,请注意:一、如果适合服兵役的男性的工作可临时被妇女或那些不适合服兵役的人所代替,那么,他就不应该在国内工作。二、在战争期间,不适合服役的男性不应该从事那些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他们应该来取代那些军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不能被妇女所取代。”(17) 要求学生讨论“临时”的含义以及残缺的男人与女性的对等关系,学生很容易得出结论:女性的社会性劳动只是对男性社会性劳动的临时性补充,在社会价值承认上低于正常的男人。也很容易想象战后男人归来等待女性的命运。
  
然后指导学生解读第二段材料:20世纪初期,英国有20多万男女儿童在露天煤矿工作,其中女孩多数是矿工的女儿,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就业劳动,才不过13岁。由于矿主没有为工人设置洗衣设备,矿工家庭衣服的清洗意味着大量的劳动消耗,多半由矿工的女儿来做,一位矿工的女儿回忆:“我每天早晨总是五点半起床,伺候家里的4位矿工上班……我们必须刷洗矿工的鞋,周六下午就得干, 给矿工为下周擦好鞋油。这活费劲得很,自然得我们干,而不是男孩干。我们,女孩们,不是吗……。”由于绝大部分工人家庭父亲的收入不能满足家庭最必要的需求,妇女临时性和时常中断的就业劳动和儿童的劳动是必不可少,但是,已婚女工的平均收入大约占家庭收入的10%,儿童占19.8%(18)。
  
要求学生分析:一、为什么是矿工的女儿在与男人一样承担了社会劳动后又必须做家务?联系自身家庭男性对家务的态度和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别作出说明。二、调查家乡工厂主雇佣年轻女工的理由和女工消费状况,分析造成女性低工资的复杂原因和造成的影响。三、要求学生承包一天全部的家务后,讨论男孩不做家务对男孩发展的影响,包括:承担对家人的责任、对成长环境的欣赏和爱护,照顾关爱家人的技巧和能力,健康的自治观念的发展等(19)。这样,把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建立起多层面的复杂的历史图卷。
  
2.在生存与死亡边缘的艰苦劳作中挣扎——没有童年的儿童生活
  
让人羞耻的是,我们今天对儿童的观念与200年前相比,并没有多少进步。 就拿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来说,看看里面有多少是儿童感兴趣的故事,有多少叙述跟儿童的生活经验有关,有多少事实能被儿童理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儿童当作具有个性有生命和自身价值的人来尊重。如果不是贴上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标签,我们一定会把它当作成年人的政治学习材料,我们的中学教科书多数不过是成年人的自言自语。对于学生而言,成人化的客观材料以及中立的理性的叙述,构成压迫和隔离,难以亲近。在历史学习中,学生对历史材料或证据发生兴趣主要依赖于情感,依赖历史材料或证据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关注焦点。其实,历史叙事从来就没有纯粹客观过,一直包含着叙事者自身和他所处时代的思想精神、价值趋向与情感好恶。因此,我们选取材料,更多倾向于个人化主观感情相对浓厚的叙述,最好是历史时期少年儿童的生活与感受,便于建立现实中的学生与久远历史人物的直接对话和理解;另一方面,要注意提供材料文本的多种多样,历史时期的不同声音的矛盾与交织,有利于呈现历史自身发展和人类环境的复杂多样,同时给学生学习选择材料和解释历史的方法提供了平台(20)。
  
岳麓版《历史必修(Ⅱ)经济成长的历程》中,反映儿童生活的材料有两则,第一则材料是一份雇佣童工的契约(1788年):
  

 
“同意埃斯特和安妮在施蒂耶尔棉纺厂当合格和忠实的仆役童工。每周6 个工作日,每日工作13个小时,上工钟点随时由工厂主格莱格决定。如果埃斯特和安妮在上述期限内的劳动日里旷工,格莱格不仅可以按比例扣罚她们的工资,而且可以要求赔偿因旷工引起的损失。如果发现做工者的不轨行为或玩忽职守,格莱格可以自由解雇她们。”
  
这份站在工厂主立场上的契约,固然形象反映出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追求利润和效率的决心与严酷,反映出他们对工人作为人的平等与尊严的普遍冷漠。但是,我们听不到契约另一方的声音,于是我们不自觉地就站在了工厂主的位置上,契约里被要求的“忠实”与“合格”,旷工、不轨、玩忽职守这些道德污点,在契约平等与相互同意的形式下,由于女童工埃斯特和安妮的“沉默”和“不在现场”,从而被认定成她们固有的品质,结果,误读往往发生,我们在潜意识里会认定,所有的这些残酷野蛮的规定都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于是我们对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耻辱也就麻木不仁了。我们必须发掘被强势主流湮没的材料,让契约里沉默的大多数说话,我们知道了事实的另一面,我们就不得不重新选择立场,不得不思考历史、现实与人类正义的相关问题。
  
其实,反映这种血汗工厂童工悲惨生活与苦难心声的材料比比皆是。在教学实践中,我选取了19世纪中叶一个年仅8岁的女孩萨拉·古德(Sarah Gooder)描绘的矿井的一天:“我在高伯井下控制风门,我不得不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4∶00,有时3∶30我就去上班,直到5∶00或5∶30才出来。我从来没有睡着过。当有灯光的时候,我有时会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样我不敢唱。”(21) 我还展示了一些现代小煤窑工人工作实况与恶劣环境的图片及矿难中死难伤残的图片,我请学生讲述自己早起和在黑暗、幽闭、危险环境里的极度困乏、极度恐惧、极度孤独无助的个人体验和感受,然后,我请学生再次阅读契约和古德的一天,让学生尝试想象埃斯特和安妮接受契约的感受和违背契约时面临的困境和心情,最后我给学生布置了起草一份新的雇工契约的作业。历史在听取不同声音的过程中建立了和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
  
第二则材料是两幅插图,插图一《家庭纺织》,温馨母爱在宁静温暖的田园里弥漫;插图二《英国纺织工厂》,女童在高大的监工和一排排巨型织机前悄无声息低头忙碌着。虽然教材要求学生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在经历了埃斯特、安妮、古德的故事后,学生更关心插图里人物的命运。从生命的意义和人类正义的角度看,如果效率只给一部分人带来毫无意义的炫耀与挥霍,却造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灾难与痛苦,效率又有什么价值呢?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他们宁愿选择低效率但是充满了人间温情的田园诗生活。但是,历史的现实给予的回答完全是背谬的,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乡村,投身到嘈杂而肮脏的城市和工厂,忍受工厂主、资本家、运转的机器的压榨。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题缘于对《家庭纺织》的误读,这幅洋溢温暖色彩多少有点米勒风格的画作宣泄出的画家田园诗理想,对于局促于自身的现代生活经验的学生构成了解读的障碍,以为闲适与幸福就是那个时代历史的全部,实际上死亡、劳役和艰辛才是构成当时农村儿童生活的主题。尽管历史的理解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次探险,都必须超越自身狭隘的社会经验,但是,基于少年日常生活的立场依然是理解的基石,只有重新描绘那个时代农村社会儿童家庭生活的图景,学生才可能在更为具体的背景细节上重新作出正确的历史解释和判断。我选择了两则材料,分别体现劳役与艰辛。
  

 
劳役的主题:孩子有幸活着,到了3、4岁,作为父母的“活资本”就被督促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活,在劳动的过程中,受到异乎寻常的严厉对待。家庭纺织工作往往在一个狭窄的、不通风的、而且光线不足的房间进行,“缠线劳动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因为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蹲坐在缠线轮后面低矮的小凳上,从事令人单调和令人疲倦的工作,总是缠线啊、缠线、缠线。背部疼痛,转动绕线轮的右胳膊麻木了,负责把线均匀地分配到线轴上去的左手手指则被纱线磨得鲜血淋淋”(22)。
  
艰辛的主题:19世纪80年代的回忆,“起居室大约25平方米大……我们孩子们睡在烘炉上,也睡在炉边的长凳上或睡在地上。我们孩子用装满麦秸的土豆袋子当垫子就足够了。这些口袋白天放在仓库里,临睡前取出来,冬天这些口袋冰凉。我们只有旧衣服盖在身上,不知道还有睡衣或其他同类物品……当我们不得不在夜里解手时,只得在冰天雪地里光着脚,仅仅穿着衬衣跑到室外厕所去”(23)。
  
这两段材料无非是想告诉学生,在进入血汗工厂忍受劳役和艰辛前,劳役和艰辛就已经是生活的常态,不同的是农村社会的劳作孩童没有收入,他自身依附于父母,是父亲的私人财产,同样艰辛,工厂还有微薄报酬,这是孩童被送入工厂的原因。所以要选择带有强烈主观感受的百年前孩童的倾诉,是因为只有站在孩童的立场上,历史才能以最接近本质的面目被学生接纳。不同的立场与感受建构出是不同的历史,惟有如此,才有真正的历史。
  
英国工业革命通过技术革新和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参与创造巨大财富的劳工阶层,特别是女工和童工,却因为社会上的边缘地位,遭受了空前的掠夺,处境悲惨触目惊心。在讲述埃斯特和安妮的个人故事同时,我还补充了这样的两则材料:一则是相关数据,即从“1813年至1814年间,在213000名织工中,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共130000人,占一半以上”(24)。另一则是历史学家的评论,即“为奠定工业基础,牺牲了两代人”(25)。当个人遭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人类悲剧的沉重和人类社会对残暴长期漠视还是深深震惊了学生,我们不禁要思考:面对着效率与人类正义,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是重演百年前英国工业革命的悲剧?还是坚持以人为本,开创人类的新发展?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5页。
  
② 赵世瑜、杜正贞:《追求不断创新之路——赵世瑜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
  
③ 费希著、白自然译:《幸运生涯》,三联书店,北京,1992年6月第1版,第1、531页。
  
④ 齐健、赵亚夫:《历史教育价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3年9月第1版,序论Ⅲ。
  
⑤ 亨利·戴维·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6页。
  
⑥⑦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1版,第11、820页。
  
⑧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2月第1版,第53页。
  
⑨⑩ 郭夏娟:《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0、6~16页。
  
(11) 伏尔泰著,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 1982年6月第1版,第5页。
  
(12)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99页。
  
(13) susan alice Watkins著、朱侃如译:《女性主义》,广州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52页。
  (14)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63页。
  
(15)(24)(25)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三联书店,北京,1993年4月第1版,第655、689、715页。
  
(16)吴小英:《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http://www.gongfa.com/wuxynvxingzhuyi.doc
  
(17) 亨利·理查森等著、郭洪涛译:《女人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14页。
  
(18)(22)(23) [奥地利]赖因哈特·西德尔著,王志乐、朱小雪、王维化、田向荣译:《家庭的社会演变》,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年12月第1版,第152~161、79、82页。 
 
(19) 沈奕菲:《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30页。
  
(20) 赵亚夫等编著:《国外历史教育透视》,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3年9月第1版,第40页。
  
(21) 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77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中学, 528300
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西安),2005.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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