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兰:“趣说”历史有何妨?——读《帝国的惆怅》随感
《中华读书报》
学者的著作销量总是有限的,通常仅印行三五千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撰写的《帝国的惆怅》,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印了6次,印数多达几十万册,仅最近的这次(2006年1月)印数即为42000册。据《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的一篇报道说,易中天也有“粉丝”(fans)。他们有的自称“意粉”,有的自称“乙醚”。一位学者居然能有近似于影视明星那样的社会效应,实属罕见。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著作是通俗性作品而非学术著作,所以读者多,销量大,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人们习惯于将通俗性、趣味性与非学术性划等号,实际上学术作品未必不能通俗和富有趣味性。据笔者所见,这部作品不但有相当的学术性,而且有些学术见解颇具独到之处。它不仅提供历史知识,而且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不仅回答“是什么?”,也解决“为什么”。
高明的写作技巧
诚然,该书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作者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密不可分。这本书是在那一系列演讲基础上写成的。但是,能够引起畅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本身的魅力。不好看谁愿意买呢?笔者就是因其“好看”才买下它的。
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激起笔者极大的兴趣,它是这样说的:“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好一个开头,让人惊心动魄并回味无穷!按照常规,罪犯应当穿囚衣赴刑场,因为他是从监牢中被押解出来的。身为朝廷高官(据书中解释,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的晁错,却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押赴刑场的,该书说这是“草菅人命”。朝廷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置晁错于死地?作者设置了一个悬念,然后笔锋一转,切入问题的要害,引出当时(西汉景帝时)的一大政治事件,也是对其后漫长中国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事件,即“削藩”。书中说:“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是他说服汉景帝下削藩令,试图削减或取消藩国的辖地,由此触怒了那些藩国的主人们,即刘姓的藩王。诸侯王不甘心权力和领地被剥夺,便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矛头直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晁错。汉景帝急于退叛军,遂将忠臣晁错当作替罪羊杀死,但是吴楚七国之乱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平息(“清君侧”实际上只是起兵反叛的一个借口),朝廷在用武力平叛之后才终于实现了晁错削藩的意愿。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要削藩?这就牵涉到秦汉以来的一项制度。秦灭六国后,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初,刘邦采取“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即郡县制与郡国制(也就是封建制)并行。但是分封的刘姓藩国尾大不掉,严重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所以到了景帝时朝廷痛下决心削藩,这是历史的必然。削藩的结果是其后的国家制度基本上以郡县制为主,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按照通行的教科书或学术著作的写法,这件事的叙述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先交待制度的背景,说明朝廷为什么要削藩,然后引出“削藩”以及“七国之乱”这两大事件,它们的过程及其结果。晁错之死只是这两大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不会单独将它提出来大做文章。这样的写法恐怕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通常人们关心人及其命运要胜过关心制度。因为人是活的,制度相对来说则是死板的。易中天不这样写。他先写晁错之死,由人物的命运引出事件,继而引出制度。这种写法不仅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也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也会因人的努力而改变。事件也是人造成的。一切从“人”说起,恰符合历史的逻辑。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说:史学与文学一样,都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