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的目标(4)中,要求“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在世界各国中,我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应该说是最繁盛、最有特色的,而课标只提了一个京剧,虽说后面带了一个“等剧种”字样,但因它未做出明确规范,所以各出版社根据自己对课标的不同理解,采取了不同的编写方法:大象版和岳麓版仅谈了京剧的由来与发展;人民版只以很少的篇幅泛泛谈古代戏剧的发展;人教版则在谈完京剧之后,将其他剧种一句话带过。这就使课程标准在教材具体编写中被架空,没有落到实处。
5、在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的目标(2)中,课标要求“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由于只强调对“思想解放的影响”,所以岳麓版教材在谈新文化运动时只谈了正面的影响,而对其在东西方文化的认识上存在着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片面性问题,则未加以论述,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编写教材会使学生产生困惑,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全面否定孔子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新提倡儒学?还要办“国学院”?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孔子?我认为这里既有课程标准阐述不清的问题,也有编者对此评价的认知和重视程度问题。
6、在第四单元“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的目标(1)中,课标只要求“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认识其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但岳麓版教材增加了一个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作为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从编者的本意来讲,这样做可以增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理论性,但我认为增加这个概念意义不大,它容易使学生对“知难行易”说和“知易行难”说造成误解,所以不如删去不要。
7、在第六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目标(2)中,课标要求“知道薄伽丘等人的主要作品和马丁·路德等人的主要思想,认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这又是失之过简。彼特拉克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但丁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课标中却都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好在几个版本的教材都进行了补充,不过补充的对象和侧重点不一样。人教版略谈了一下彼特拉克和但丁,对达·芬奇只介绍了一句话;人民版只简单讲了讲莎士比亚;岳麓版将彼特拉克和但丁一笔带过,只将他们同薄伽丘并称为“文艺复兴前三杰”,没有做任何介绍,但后面增加了“文艺复兴后三杰”和莎士比亚的内容;大象版则仅提了一下彼特拉克。我认为,如果从强调人文主义角度讲,应该将“文艺复兴前三杰”同莎士比亚都提一下,因为这四个人物在提倡人文主义方面更显突出,更具代表性。
对马丁·路德等人的宗教改革,人教版、人民版都只谈马丁·路德,而岳麓版和大象版则增加了加尔文。
不过从行文来看,人教、人民、大象三个出版社的教材更适合中学生的理解水平。岳麓版出现了“因行称义”、“因信称义”等概念,显得理论性太强,中学老师很难给学生解释清楚。而且对加尔文的“先定论”的阐释语义不清,很容易发生歧义,因此编写教材必须考虑学习对象的理解水平,否则学习效果会适得其反。
8、在第六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目标(3)中,课标要求“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过去的中学历史教材从未提到过康德,而康德的重要思想是他的“理性批判”,对此,人教版、人民版都未涉及;而岳麓版虽有涉及,但过于简单,令中学老师难以把握;大象版则谈得比较清楚,但又过于详细,所占篇幅太大,这部分内容似乎更适合放在教学参考书里。
综上所述,课程标准有其不足,四个版本的教科书各有优劣。但从教学内容看,学生、教师在理解上都感到比较困难的仍是哲学和宗教部分。这是中学教师的薄弱环节,若教材不能删繁就简,深入浅出,则教师就无法真正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另外从几个教材版本来看,人教版最容易教学,但基本上没有新东西,还是原来老教材的那一套内容。岳麓版内容偏深,但对中学老师来说确实有许多新的东西值得学习,它更多地体现了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若能更加通俗地讲述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版本。人民版、大象版则各有特色,介乎人教、岳麓两者之间。
总之,课标和教材的不足之处都是常理之中的事,只要按照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并结合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各出版社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编者与教者多进行交流、沟通,这个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