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着与客观史实不符的历史叙事
这里笔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四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编写者就“新文化运动”的叙事，有一个共同点：课文内容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都是对支持新文化一派人物的描写、分析，很少或几乎没有展示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一派的言论和观点。如果我们将反对派视为“原告”，主张新文化运动一派视为“被告”的话，那么可以说，教科书编写者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对立两派，并没有给予公正的对待，没有给予以“原告”公平的权利，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
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几乎都是一个叙事思路：先是从背景分析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接着是运动的兴起，包括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新文学等，但是直到最后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的“顽固派”的详细资料。备受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推崇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胡适、鲁迅等人的言行和作品，交代的一清二楚，真是不惜笔墨。值得我们惊讶的是，鲁迅的“中国古代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的极端怪异和激进的观点得到了编写者的“喝彩”，在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中继续占有重要的位置，真怀疑编写者想通过这个向学生传递一种什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强烈的反传统吗？而那些批评鲁迅过于否定历史的被编写者指责为“顽固派”的观点，编写者是没有注意到还是熟视无睹？
其实历史教科书上不乏争辩的史实，比如关于洋务运动的新旧之争、关于戊戌变法的新旧之争、关于革命与改良之争等等。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编写者对这些新旧之争的论述中，都提及了新旧两派的立场和观点。事情本应如此，无须多言。从此而言，编写者对新文化运动中两派的叙述思维，可以说是一种倒退。总之，编写者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叙事方式并没有不妥之处，而是在对待反对派上并没有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而被编写者指责为“顽固派”在思想上就真的非常顽固吗？其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的这种“非正常”叙事，与编写者长期以来默守的编写理念有关，即对历史上“优秀人物”的描述，过于强调其积极的一面，而不顾或忽视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在双方争论中，陈独秀就采取了一些不民主的论辩方式，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是极不光彩的。而编写者眼中所谓的“顽固派”，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没有给出详细说明，我们却从其他地方找到了一些：如当时与支持新文化运动一派进行辩论的主要有这样一些学者：黄侃、严复、林纾、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章士钊等人。这些人的成长经历绝非我们想象的思想上封建保守。比如，黄侃曾留学日本，严复曾留学英国，是清政府第一批留欧学生、林纾尽管不通外文，却开清末小说翻译之风气、吴宓曾留学美国、胡先骕曾两次留学美国、梅光迪曾留学美国、章士钊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我们敢肯定地说，这些“顽固派”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丝毫不比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低。他们中的有些人还直接翻译了大量外国原始文献，如严复的《天演论》、《法意》、《原富》，林纾还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人物，他和其他人还合作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德》、《鲁滨逊漂流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等。
就此而言，历史教科书编写者的史学理念颇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反对改革者一律被冠以“顽固派”的帽子，只能支持改革而不能对改革说半句不字。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将反对派定为“顽固派”，说他们尊孔复古？他们的言论真的全是“尊孔复古”吗？其实所谓的“顽固派”中，很多人并不顽固。所谓的尊孔复古其实也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保护而已。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不要向西方学习，而是在怎样学的问题上与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发生了分歧。
按照我的经验，历史教科书与史学专著的撰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动笔前都应该充分搜集与写作对象有关的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当然包括第一手文献资料）。遗憾的是，这一点往往被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所忽视。只有充分搜集更多的资料文献，并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才能撰写出有特点的内容。其实只要看看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大多数文献资料特别雷同，就很能说明问题。更主要的是，只有对全面地对文献史料进行抉剔爬梳和条分缕析，才能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防止出现观点先行及简单化地贴政治标签的弊端。恩格斯就说过，研究历史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胡适也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这些原则也应成为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指导原则。
二、没有及时汲取史学研究成果
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应该时刻留意编写内容的研究动态。据我的了解，与史学专著写作不同的是，历史教科书的不同章节内容一般分配给并非研究此章节内容的作者。从我所接触的个别教科书作者撰写的书稿来看，在写作前似乎并没有全面浏览写作内容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写作方式虽然可以保证评审时的“四平把稳”，但不容易出“亮点”。
这正好验证了历史教科书编写中一个流行的理论：历史教科书应该采取史学界观点较为一致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句话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那就是容易导致历史教科书观点取舍上的保守与滞后。
新版本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如果我们全面浏览近年来有关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就很容易发现：当时争论双方，即胡适与李大钊等人，不仅有着较好的私人关系，而且有着共同的群体认同，他们都认为自己属于与旧势力相对立的“新舆论界”。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十分相近，比如当时都十分提倡“社会主义”。但是当时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代表北洋政府的“安福系”居然也大谈“社会主义”，而且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胡适为了将自己与“安福系”相区别，于是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而李大钊则认为不应放弃宣传“主义”的阵地，这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由来。所以说，这一争论的本质并非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论战，而是新文化阵线内部关于与旧势力斗争策略的分歧和商榷。然而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胡适与李大钊纯粹就成了“敌我”关系，类似“挑拨是非”的案例还存在于别的叙述中。
比如关于“冷战”的起源，近年来世界史研究成果普遍认为美国与苏联都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在笔者见到的四版本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一个版本巧妙地吸取了这一研究成果，其余三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皆袭旧说。笔者之所以用“巧妙”一词，是因为这一历史问题的敏感性，如果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明目张胆”地使用这一研究成果，难保不被某些保守的审定专家“枪毙”，所以只能采取春秋笔法：对“冷战”的起源，编写者并没有下结论，而是分别客观地描述了二战后苏联和美国不同的扩张行为，其背后渗透的观点应不难被我们发现和理解。
比如，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次历史课程改革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中国古代史开始于我国境内人类产生，结束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严格来说，与以往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历史课程标准研制者在这里也只是简单笼统地提及，已属相当难得。虽然并没有完全抛弃旧说，而是与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保持一定距离，在笔者看来这也只是一种过渡阶段。然而在《历史课程标准解读》里，课程标准解读者完全淡化“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良苦用心就相当清晰了。但是，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历史教科书编写者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其中就有一本历史教科书，在内容里编写者还在论述奴隶社会的下限和封建社会的上限。我想知道使用这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教师该如何向刚读初中一年级的小学生解释什么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比如，在新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里，“公车上书”的内容是康梁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质疑“公车上书”一事的可信度，在经过严密的论证过程后指出：康有为虽然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有为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在变法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康有为也因此行为误导了后来的学者研究。
比如，在新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里，关于康梁变法运动失败的一种解释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但近几十年来的近代史学者研究结果，基本上否定了“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说”。
当然，笔者并非主张历史教科书编写一味“求新”，因为新观点并不等于比较科学的观点。笔者认为，应该谨慎、果断选取史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新的观点。如上笔者选取的几个历史个案，应当说在学术界基本上已相当流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教科书应该及时“跟进”才是，也惟有采取这种方法，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才能离原貌更加接近。
三、总结与思考
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一些。应该说，如上例举的诸多现象并非今天才出现，而是老问题的延续。笔者之所以现在特别看重这一点，是因为不同于以往，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开始领衔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然而就一些史实案例来看，却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些失望。这是否说明，以学术创新起家的编写者，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思想解放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据笔者对历史新课程实施以来的有限访谈调查结果，历史教师拿到新历史教科书以后，更为关心的往往是，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是如何组织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叙述的、历史现象是如何分析的。这些问题更主要的是从史学角度提出的。笔者认为，对涉及编写中的诸如此类问题，我们的教科书编写者，本应该利用这次历史课程改革的有利契机，对部分历史认识认真地来一次深入人心的“拨乱反正”，而不只是用所谓“糖衣”的教育理念来包裹旧说，那么至少我会认为，这才是我所期望的历史教科书。
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的编写者思考。为什么从高中升入大学历史学系深造的学生听到的最频繁的一句话就是：忘记中学的历史，从现在重新开始学习历史。我也经常听到历史专业的学生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讲的都是骗人的话。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而言，这些极端的观点我想任何一个历史教育工作者都不会赞成，包括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不过说句心理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社会形象真的让人担忧，正因为此，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更因为认真反思和反省：应该拿出果断勇气和措施，提高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改善历史教科书的社会形象。
文末，笔者还需要澄清的是，新版历史教科书中的史学亮点也很多，比如一本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明确提出应增加普通民众和女性人物在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篇幅和比重。笔者无意否认这一点，只是想说明：新版历史教科书中还有一些微瑕，要改进，仅此而已。
（本文曾在小范围内征求过修改意见，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实验区一线教师的指正，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何成刚，北京师大历史系2003级博士生，高思超，西华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