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刚：海峡两岸历史教育中的抗战史内容为例

二、世界史的视野：瑕瑜互现 

《标准解读》还指出，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要通过教学，引导学生从世界的而不是局部的、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在这一点上台湾同祖国大陆持相同看法，也是将抗战史放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来叙述的。这样就很自然地突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过，台湾在叙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世界史视野要远比大陆突出。

比如台湾在叙述“九一八事变”的背景时，除了对国内形势进行分析，也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形势：“苏俄经建计划尚未完成，欧美列强也陷于经济金融恐慌，使日本有机可乘”。在写“一二·八事变”时指出：“为迫使中国屈服，并转移国际焦点，日军实行进攻上海。结果，在英美法等国的调停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

八年艰苦抗战是抗战史的叙述核心。在这一内容里，二战史的比重更甚。这样学生便很容易地将国内抗日战争的进展和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的形势做一鲜明的对照，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战场与欧洲及非洲战场之间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密切联系，其积极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包括以下内容：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日俄成立中立协议，使日军进占越南，太平洋局势紧张；美国加强对华援助，于是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正式对日宣战，成为同盟国之一员，至此欧亚两战场会流；1942年日本席卷南洋，蒋委员长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含越、泰、缅）最高统帅；中国军队牵制日军一百余万，使美国得以从容备战。保持澳洲的基地；中国军队精锐之师远征缅甸解英军之围，阻止日军进攻与德军会师的企图；1945年5月后中国军队积极反攻，美军在海上重创日军，并轰炸日本本土。7月中英美联合发表波茨坦宣言，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初分别以向日本广岛、长崎投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9月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八年抗日战争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总结“抗战时期的建设与成就”一目中专门提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比如指出“1943年1月11日与各国订立平等互惠新约，解除百年桎梏，司法节由此而来”；“与美英俄发表共同安全宣言，成为世界四强国之一”；提到开罗会议时，除了交代与会者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外，还醒目提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4年中美英俄宣布联合国组织案。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世界的领导国之一。

从台湾的抗战史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民不但在中国本土积极同日本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间接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且在亚洲其他地区，中国人民也直接参与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很明显，这些内容有助于更加全面评价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台湾的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和周到的。遗憾的是，这些内容是大陆所没有提及或者很少提及的，也是大陆应该借鉴的。

台湾还特别重视“友邦的立场与援助”对抗战取得胜利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其中以肯定为主。比如认为国联是“无力制裁侵略，仅能予中国精神上的支持”；英国“曾贷款给中国，但也仅属杯水车薪”；俄国积极援助中国，其目的在于“使中国牵制日本，减轻东顾之忧”，1941年与日本缔结《中立友好条约》后，停止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无异是鼓励日本全力侵华”；美国在抗日战争初期因受中立法案的束缚，没有卷入战争，对我国的援助还非常有限。由于日军南进，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于是开始增加援华，如派陈纳德组织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战。参战后，采行“先欧后亚”、全力对德的战略，远东战场实际仍由中国独力负责。“继续提供贷款与军援，使中国财政转危为安”，并成立第十四航空队，使制空权转入盟军之手，军事实力大增。同时也指出，英国抗战前期封闭滇缅公路长达三个月之久，“使中国对外交通断绝”；法国由于惧怕日本，于是封闭滇越铁路，并准许日本使用越南机场攻击中国。

世界史的视野，其积极意义当然不能否认。滑稽之处，也是台湾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们力图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人民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功绩，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功绩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支持抗战行为却熟视无睹（这一点在后面的内容比较中会提到），从而在客观上又贬抑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大肆渲染“友邦的立场与援助”对抗战取得胜利的积极意义。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世界史的视野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

三、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史叙述的比较 

1、全面抗战前叙述的比较

台湾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前这段历史的叙述较为客观全面，在观点上与大陆也基本接近，没有大的分歧。

比如指出“九一八事变”和“皇姑屯事变”是由“日本的蓄意侵略”造成的，企图“阻挠中国的北伐统一”；张学良“东北易帜”，“日本计未得逞”；“九一八事变”，中国采取不抵抗政策，诉诸国际联盟促日撤兵，但日军继续扩大侵略，东北各地相继沦陷；满洲国成立；日本阴谋策动华北自治；签署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塘沽协议，以冀东为非武装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傀儡政府；等等。

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分歧明显。西安事变缘何爆发？大陆认为这是民族矛盾激化，国民党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的结果。台湾则指出，这是由于中日关系紧张，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国人抗日情绪高涨，加上“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所以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接着笔锋一转指出，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剿共来完成抗日的准备”。显然隐含的意思是，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因为“共党的作乱”所致，还是属于对其消极政策的辩护。

西安事变是如何和平解决的？大陆指出，这是特殊年代局势发展的一种必然，是诸多因素（包括张杨二人，共产党人，国民党亲蒋集团，英美等抗日派等）决定、多方努力合作协商的结果。应该说这是比较中允的观点。台湾一方面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受张杨的影响以及“中央紧急应变，讨抚兼施，后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却特别突出了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施行“联共抗日”体现了蒋介石的爱国意愿：“鉴于日本侵略日亟，国内抗日舆情高昂，蒋委员长乃决定国共联合抗日的国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台湾和大陆基本一样，均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表现出中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精神”，促使“日本更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抗战提前爆发”。

2、全面抗战后叙述的比较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的历史，或者出于意识形态，或者历史的偏见，台湾对抗战的过程描述是不全面的，可以说是残缺不全的。主要表现在，过分抬高国民政府，尤其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过于强调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壮举。特别突出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忽视甚至贬低、否认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

比如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京宛平县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士兵失踪，袭击宛平城，“遭我军团长吉星文奋起抵抗”；日军发动上海八一三战事，全面抗战开始，“我留团长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军相持三月之久”，粉碎日本计划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狂妄阴谋，并顺利迁都重庆；1938年：日军进犯徐州，“国军在台儿庄大败日军，这是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等等。但是，台湾历史教育对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取得的，诸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反扫荡以及抗战后期敌后战场举行的大反攻丝毫没有提及，无疑，从实事求是治史的角度看，这一缺陷是很明显的。

相对于台湾抗战史的重要缺陷，大陆在这一点上虽然还有改进的余地，但与台湾相比做的要好一些，值得赞许。这可以从新颁布的《课程标准》和新历史教科书可以看得出来。

3、抗日策略的比较

抗战能取得对日本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与制订并遵循正确的战争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大陆强调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采取的与日的“持久战”策略，以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为表现。与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强调蒋介石所确定的“消耗战与持久战”的战争策略。并做了具体的阐释：因为“中国工业及兵备均远逊于日本，惟地广人众，利于持久抗战”，“抗战前期为中国独立奋斗时期，故以空间争取时间，打破日军的速战速决，促使国际情势转变以制裁日本，因为日本侵略中国即是破坏九国公约及太平洋的安全”。关于如何贯彻，一是1938年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一面坚持抗战，一面进行国家建设，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奠定物质上的基础；一是在军事上“退守平汉、粤汉两路以西，但在黄河流域及长江下游仍留有重兵，保持战略地带，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

实际上，国共在对日作战的策略上有一致的地方，都认为这场战争，要取得胜利，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因而必须制订一个长期的作战规划。当然二者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前者过于注重自身的力量，而后者过于依赖外援。

4、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叙述的比较

台湾分三个时期叙述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

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从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全民族一致对外和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声明。台湾则认为“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伪装输诚，并向政府提出保证实行三民主义，停止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军：陕北共军编为第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江南各地的共军编为新四军。另一方面，认为“国民政府亟须俄国军援，遂对中共多所优容”，并“允其建立陕甘宁等边区自治政府，延揽毛泽东、周恩来等出任国民参政员”、“准中共在重庆创办《新华日报》、发行书刊等”。台湾的这种理解出于偏见，极其片面，且军事上的合作被忽略了。

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台湾将1941年的皖南事变，解释成是“国军在皖南将新四军包围缴械，取消其番号，是为新四军事件”。台湾认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破坏抗战的“惩罚”，对该事件的影响和结果台湾认为，“在中外人士的同情下，中共势力迅速扩张，国共冲突愈演愈烈，”并以“中共暗地破坏抗战，国共关系紧张”对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做了总概括。

抗战末期的国共关系。台湾认为：“苏俄对日宣战，旋即兵分三路进入中国，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被转供中共部队使用，中共因之坐大，国共斗争乃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不难看出，台湾将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的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内容，抗战进入相持和反攻阶段共产党组织抗日的内容，统统被抹杀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抗战胜利几乎没有做出贡献，共产党成了不断破坏抗战的反面形象。大陆一方面，无论是在抗战初期，还是抗战中后期，都有叙述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日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倾向，与此同时在教科书里也减少了国民党积极反共的内容。

5、其他内容叙述的比较

比如 “抗战时期的建设与成就”，充分体现了台湾的“特色”，这是大陆中所没有或一笔代过的内容。台湾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民国的政治建设。包括召开临时性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使抗战与建国“合二为一”，共同完成。设立抗战临时咨议机构国民参政会，这也是一个战时最高民意机构，起到号召各界支持抗战的作用；二是民国的精神建设。比如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发扬民族精神，塑造出“重庆精神”等；三是大后方的建设。比如，有计划的将机关、学校、工厂向后方迁移，使落后的西南与西北边陲，从此获得了开发的机会；各种工矿、农牧、交通的建设与发展，也因而与内地各省区渐趋平衡。

大陆也不失自己的“个性”，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比如根据地建设，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等等。这些内容在台湾也是没有的。国民参政会在大陆的多版本历史教科书里也提及了，不过与台湾的评价却大相迥异。

又如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台湾强调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角色，而大陆则以史实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分别领导。

总体上感觉，同大陆相比，台湾抗战史所叙述的内容非常广泛，分量比大陆要丰富，而大陆侧重于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描述，经济内容较为欠缺。而且，各自描述的历史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不过台湾的叙述，也有其不足，比如描述事无巨细，中心不突出等，这样就自然削弱了“抗日战争”这一主题的学习。

四、一些思考

初步比较了海峡两岸历史教育有关抗战史的叙述，对于如何编写抗日战争史，我们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思考。

抗战史的编写，必须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根本上必须服务一个中心，即有助于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以“抗日”为历史教育和教科书选择材料的准绳，凡是有利于反映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侵略行为的，都应该有所精选地选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而且也应该成为叙述的核心。历史教科书不同于历史专著的写作，虽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也要考虑思想性和教育性。与“抗日”主旨不相协调的事件，虽不能回避，考虑到历史发展的连贯性，但应该掌握好其比重。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一方面高度评价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观点，这是应该的；另一方面，除了肯定国民党短暂的抗战初期抗日以外，然后就是以一句简单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笼统代之。对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抗战失败，比如“豫湘桂战役”，也用“大溃败”一类讥讽的词形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国民党抗日的研究很不够，很不深入，这就不能给我们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以有力的成果支持。二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影响。

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在抗日战争史，尤其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而有助于历史教育在这一问题上向更客观公平方向上发展。比如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复兴所做的贡献。又如历史教科书在编写上基本改变了以往，为了抬高敌后战场的地位而贬低或者嘲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反映了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的密切关系。

实际上军事上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国民政府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当领域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大陆历史教育予以回避。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诸如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领取的积极活动，台湾也如法炮制，如出一辙。显然这种刻意回避的做法，消极结果有两个：一是不利于客观评价“他”方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实际上起到了有益削弱的作用；二是这种互相“削弱”而达到提高“己”方的行为不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的。

可以说，历史教育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历史教育，尤其是选择什么内容来进行教育，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就决定了教育将实现何种的目的。一方面，历史教育的发展嬗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价值观、历史观、意识形态、政治形势以及其他非学术和教育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历史教育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科学性的一个基本含义应当是全面地、概要性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轮廓，而不是片面地、或者事无巨细地反映历史实际。

显然，台湾和大陆在如何撰写抗战史上的分歧还是相当大的。实际上除此之外其他分歧也不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彻底消除误会和分歧暂时还不太现实，但融化误会，减少分歧，增加理解，加强信任，就一些问题达成或者部分达成共识，可以说这是海峡两岸历史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围绕历史教科书内容而展开的交流与沟通，我们觉得，远比教科书版式设计、插图表格以及习题编制等更为紧迫和重要。可喜的是，海峡两岸相当多的历史专家学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就为海峡两岸就历史教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课程标准的研制，教科书的撰写上（比如抗日战争这一类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历史应该如何写）进行沟通、合作与交流创造了条件。不过在目前看来难度还是不小的。我们认为，有良知的历史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挖掘历史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放弃敌意的编写姿态，不做出有损中华民族利益而让“仇者快”的事来。在这一点上，大陆历史教育对抗战叙述的视野和心态还应该再开阔些，而台湾应进行深刻的反思，克服冷战思维，消除偏见，以实事求是和客观的心态审视抗战才行。

参考及引用文献：

[1] 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2] 臧嵘：《历史教材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顾明远：《比较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比较教育研究》1991年第６期；

[4] 欧用生：《海峡两岸小学语文教科书政治意识形态之比较分析》，国立台北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研讨会（中国台北），1994年；

[5] 任鹏杰：《台湾中学历史课程的变动——访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仲孚教授》，《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8年第7期；

[6] 何成刚等：《比较与思考：以新版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抗日战争”内容叙述为例》，《教育理论与实践》（学科版）2004年第1期；

    [7]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ks_rs/page/index.htm

    *何成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级博士生，从事历史教育的学习与研究；马千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级硕士生，从事历史教育的学习与研究。

    文章详细作者为:何成刚  马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