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纵观全课，教师所呈的四个情境中，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荣氏兄弟是如何“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也没有看到荣氏兄弟如何通过“诚实守信”而发展了企业，只在最后展示了荣德生1943年书写的对联“意诚言必中，心正思无邪”让学生感悟，使得这一情感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其实，在这一时期，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发展民族企业并成功的例子非常多。比如：
史料一：当时英国在华毛纺织厂生产的“蜜蜂牌”毛线，日商加藤洋行经销的“麻雀牌”毛线，都以低价销售，企图垄断中国的毛线市场，宋裴卿遂提出针锋相对的管理措施。首先，在毛线产品的商标上，宋裴卿经过精心设计，以双羊抵角为标志，取名“抵羊”，“抵羊”既反映以羊毛做原料的纺织品的特点，又是“抵洋”的谐音，即抵制洋货之意。这种巧妙的构思，正迎合了“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抵洋抗日的心理。因此，“抵羊”牌毛线一经问世，立即受到了国人的欢迎。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抵制了洋货的竞争，打破了英日企业垄断我国毛纺市场的阴谋，使“抵羊牌”毛线成为家喻户晓、畅销全国的名牌产品，巩固了东亚毛纺厂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宋裴卿在外资压迫下并没有退缩，而是主动迎击，以针锋相对的“抵羊”商标赢得了国内市场，企业家的爱国情怀与民众的爱国热情亦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
——王同勋《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
史料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当时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订的激励人心的巨副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王云五当时说：“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得有点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要极力把它扶起来。”
——徐百柯：《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3日
再说课堂导入，课堂导入一般起到“凝神、起兴、点题”的作用，教师们在设计中往往为之大费周章，而导入是否直接服务于课堂内容、三维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为导入而导入。在本课教学中，教师首先“从中国近百年历史长河中选取三位杰出代表”，直入荣氏企业个案主题，这与前面所写的教学目标中“写出张謇、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等著名企业家”不太吻合。同时，荣氏三位杰出代表人物所生活的年代也远远超过百年，而本课在具体授课内容只介绍了荣氏兄弟，对荣毅仁、荣智健此后便只字未提，这两个荣氏后人在本课中仅仅是个“群众演员”。此外，这三个优秀企业家的关系如何，也应该有一个简单交代，否则学生会莫名其妙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导入。
第四，在材料选择与运用中，没有很好地做到“论从史出”
为了使课堂的形式更加生动、更有历史学科的特点，胡老师用“情境呈现”的方式展示了四条史料，以期通过史料的研读与分析，带领学生得出结论，达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目的。教师在每一条材料后都附有思考题，层次分明、设计精巧，体现了教师的精心构思。但细看答案，却有一些失望，不但因为结论陈旧，更重要的是结论与史料并不一致。四则情境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
（1）“情境一”（投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
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鉴于大量免税外国面粉进口，销路甚广，且投资小，见效快，遂决定筹办面粉厂。在办厂审批时因为没有送礼遭到地方当地士绅的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实业的官，一连下了七道批示要求地方官支持实业。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1903年独资经营。1905年又开设振新纱厂，随后陆续在上海、无锡、汉口开设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茂新面粉厂。
思考：1、荣氏兄弟在这个时候（1896年）创办企业有哪些有利因素？
答案：1）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向中国输出资本 进一步破坏中国自然经济——客观条件；2） 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直接原因
点评：很显然，教师所给出的答案并不是材料中得出来的，而是书中得出来的，所谓“论从史出”自然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确认教师提供的材料是历史的真实，那么，认真研读材料，可以提取以下信息来回答“有利因素”：
1、甲午日战争后，列强加紧经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商业、贸易繁荣，为荣氏兄弟创办企业提供了客观条件；
2、面粉业投资小、见效快、销路广，所以投资面粉业这一行业；
3、封建势力阻力仍然很大，但清政府已开始放松办厂限制。
又如，在目标中提出要“通过相关史实的学习，体味荣氏兄弟创业之艰辛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之艰难”，但在整个材料中并没有这样的史实。仅就荣氏企业艰难创业一段，就有很好的材料。杨旭著《荣氏兄弟》一书中写道：
“入夏江南大水，粉厂建筑工地河水漫浸，荣德生与工人一道在工地忙碌，同工人一样吃每天85文的伙食，随时指挥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外有诉讼，上遇天灾，内则亲人病觞，搅得26岁的荣德生身心交瘁。打官司关系到工厂的前途，他绝不敢掉以轻心：建厂事关成败，也不能有丝毫懈怠。对大儿子的早夭，荣德生自认是有顾不周的责任，数十年后写《乐农自述行年纪事》时，内心仍隐隐作痛，深感歉疚。西方有位研究拿破仑的学者曾说：‘任何巨大成功的背后，都隐藏着痛苦的努力’，要成为伟大的实业家，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