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当时考古学上研究的最新进展是产生这种认识的直接动力。而根本原因则是因为“西来说”和“东来说”，在国人看来伤害了民族感情。正由于此，当时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对“东来说”和“西来说”两种理论产生了怀疑，认为中国文明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如何炳松就在《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一文对“西来说”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
学术研究上的这种进步，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就笔者尽可能多地翻阅民国时期的学校历史教科书而言，顾颉刚撰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可以说是最早对“东来说”和“西来说”提出怀疑并予以否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他指出，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有两种观点。一是“东来说”：“这一说出于日本的某学者。他说，华族上古的帝王都出于东方。他的理由是根据中国古代的纬书和小说。如山海经、春秋元命苞和任昉的述异记、秦嘉的拾遗记上所载的大荒、华胥、扶桑，细按起来，都在东方海中”。二是“西来说”：“主张此说的是欧洲的学者拉克伯里。他以为华族的祖国便是古代的巴比伦。他依据西方的史书来作证，如说，公元前二二八二年，那苛黄特率领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昆仑山的东方。取证于中国的古史，这拉克黄特便是黄帝。又说，那苛黄特族中的莎公即神农，但克即仓颉，并且巴比伦的记时、文字和一切庶政，大多与中国相同”。对于这两说，顾氏认为：“都不勉牵强附会。东来说取材于不可凭信的谶纬传说，更不可靠。西来说较为近情，然也不能必验。”
就这一时期出版的教科书而言，大多数编写者基本上否定了“东来说”和“西来说”，具体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土著说”；另一类是对“土著说”虽不完全肯定，尚留存疑，但仍倾向于“土著说”，这是历史教科书编写者的主流认识。而且在论证“土著说”中，大量使用了中外学者的考古研究成果，既有文字材料，又有考古实物和图片等，在文字说明中，既从正文中加以论述，又利用“注释”的形式转载介绍了考古界的研究进展，从而增强了“土著说”论证的效果和说服力。从发展的角度看，这可谓是学校历史教科书编写中不断汲取最新研究成果的突出表现。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近代列强不断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民族自卑感民族主义思潮因而日渐趋盛的情况下，“土著说”较之“西来说”、“东来说”，客观上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以及自信力，强化民族认同，激扬民族精神，反驳“白优黄劣”的种族歧视，其作用显然是非常巨大的。
曾长期担任教育部编审处、国立编译馆编审以及人文组主任，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郑鹤声对此颇有深刻感触。他说：“我们自从黄帝开国以来，有久远的历史，有显著的文化。清朝末年以来，误信外人的谰言，认定我民族出自西方，固不免数典忘祖的笑柄。” 在郑氏看来，“西来说”是乃“欧西文化帝国主义之谰言”，其目的在于“欲举我们文化而附庸之也”，竟然有许多学者信以为真，趋之若骛，以至于“垂为定论，甚至形之著述，纂入课本”，进而损害民族的自信力。 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通令，要求历史教科书在编写中证明“民族同源”，实际上是支持“本土说”的观点。伴随着支撑“土著说”考古学论据的日益增多，其愈来愈被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所重视。
所以，那些持“西来说”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往往遭到学人们毫不留情的批判。有学者1939年就吕思勉1932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没有吸收考古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依然坚持落后的观点提出批评。批评者认为：“西来说”已被推翻，而且大多数历史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抛弃了旧说，这是近年来历史教科书编写上的“大进步”。但是吕思勉的历史教科书仍然坚持“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存疑”的观点。在批评者看来，“这一类的说法，不仅使国人不能明了祖先的来源，而且间接足以动摇国民对于‘保卫领土，爱护祖国’的决心。”
实际上，吕思勉193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修订《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时，显然注意到了考古界的最新进展，在论述上特地纠正了以往不正确的评判，做了新的改动。他说：“此书的编纂，距编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时，将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见，自亦不能全无改变。如汉族由来，鄙人昔日主张西来之说，今则对于此说，亦不敢相信。”
又如，周予同1931年、1934年先后为上海开明书店编写的《开明本国史教本》，虽未明确主张“土著说”，但却否定了“东来说”和“西来说”。他说：“这构成中国历史的土族，是否同源，是否由他处移植，在现在，都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就汉族而说，欧洲的学者根据中国古代的文字、记时、庶政等等的考察，以为汉族的祖国或是巴比仑，而主张‘西来说’；日本的学者则又根据山海经、述异记等神话传说的记录，以为汉族从东方来，而主张‘东来说’。这两说，都不免于牵强附会，而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价值。最近在河南仰韶村及其他各处所发见的陶器，虽可为‘西来说’的证据；但在考古学家没有一致的决定以前，也只好暂时存而不论。”
再如，何祖泽1932年为上海新亚书店编写的《初中本国史》，何氏在书“前言”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本书对于史料力求正确。例如“汉族西来说，全出西人附会”，此等地方，“本书均不敢承讹袭谬。” 作者在正文中又指出：“中国的民族，是否最初就住在中国境内？这个问题经过许多人的聚讼。有人以为中国的民族，系从他处迁来，尤其从西方巴比伦迁来的一说，为最有力量。但近来经中西学者的详细推论，已知道此说是毫无根据。” 何氏还引用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批驳“西来说”的荒谬 。
因而在这一问题上，何氏是倾向于“土著说”，何氏说：本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民族由来的问题，也渐多放弃外来说，而倾向于土著说”，“不过还待研究罢了。中国民族是否土著？虽还不能确定，但有史以后，华夏民族的根源地，则确定的黄河的下流。” 同样，何氏在“注”中又介绍了诸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为“土著说”的有力证据。
再如，蔡丐因1937年为上海世界书局编写的《初中新本国史》，蔡氏指出，近年来，最高的考古学逐渐发达，于是有些学者仍旧以西来说为可信，但有些学者却主张“汉族土著说”。“不过在现在对于这问题就想作最后的解决，时间还很早呢”。汉族的来处，“虽然说头很多，不能确定那一说为是”，但是“西方学者的‘西来说’和日本学者的‘东来说’都没有了信赖的确证。”
以上所列举的，皆为虽不肯定但基本上倾向于“土著说”的历史教科书。断定“土著说”的历史教科书，相当少，笔者所见到的：
如，金兆梓1932年为上海中华书局编写的《新中华本国史》，金氏指出：“近年以来，由欧美考古学者，在中国陕甘河南辽宁蒙古等地，采掘研究之结果，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遗物，均有所发见；且证明在旧石器时代，陕甘河套一带，人类极为繁殖。”他还详细分析了“本土说”的原因：“世界各系之文化，无不发生于大河流域，汉族凭黄河流域之肥沃，以资生活而图发展，用能开此后自成一系之东方文化，亦理之宜”。古史之传说，虽不可信，“但各为上古时代社会生活改进之表征，此可无疑也。”
傅纬平1933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傅氏指出：“民国十年以来，北平西南的周口店，发见一种猿人遗骨，称为北京人，又名中国猿人。推算这猿人年代，有的说，比爪哇猿人进步，有的说，当有百万年，比爪哇人更古。总之，中国既发见猿人，这人类祖先发生之地，中国当然也在拟议之内了。”
可以看出，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在讨论民族起源问题上，尽管指代较为混乱。除了大多数叙述的是“汉族”起源外，少数指代的是“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起源，在笔者看来，这些表述在本质上其实并无二异。
国立编译馆1947年1月编写的《初级中学历史》，在官方“立论”较民间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而言是最为坚定的：“中华民族在甚么地方起源的呢？无疑的是在中国本土，最早的发源地即在黄河流域，无论从考古学上或古史上都有很确切的证明。就考古学上的发现说，我国古代文化，经数十年来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努力的结果，上古先民的遗迹在中国北部已陆续发现。”
就笔者所查阅到的历史教科书而言，科学性与否这里暂可不谈，单从称呼上而言这是论述“中华民族”而非“汉族”起源的一本历史教科书，其意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目的相当强烈。
现代考古学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最为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她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由上所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在经历了一个“西来说“（兼及“东来说”）阶段后最终以“土著说”而结束。
由于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土著说”的论证尚缺少充分的有力的考古论据，具体表现为“北方说”，没有认识到长江流域亦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对此我们自然不能过于苛责。另外，也有许多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将汉族起源等同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或等同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这些都是将民族起源的问题简单化了。
三、简单的结语
通过笔者对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民族起源观的变迁，即从“西来说”、“东来说”到“土著说”的嬗变做了详细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不仅仅是反映学术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社会时代背景和国家需要的反映，是政治发展与思想、学术文化互相影响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历史教科书在传递人类知识的同时，也包含了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塑造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价值观决定着知识的选取，那些与价值观发生冲突的知识很自然地就被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所淘汰。然而在根本上决定这种价值观的无疑是近代此起彼伏、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理念。这着正好验证了课程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即：课程知识在本质上是“法定”的知识，在整个浩大如海的知识体系中，只有经人为选择后的有限的部分被视为法定知识，“值得”传递给下一代，以服务于既定的课程目标。其中起主导因素的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考古学上的研究成果则恰恰为这种特殊时期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作者简介：何成刚，1977年，陕西咸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级博士生，目前正从事民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研究。
此文经历史课程网管理团队的推荐，现已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