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几点思考
（1）学习主题与教科书内容的关系
正如《历史课程标准解读》所指出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生存和解放而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必须突出这场战争的民族性和全民性来。这也是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研制者把这一学习主题确定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而非“抗日战争”的根本原因所在。
笔者以为，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为了揭示抗日战争的全面性，所选取的材料务必要体现出一定的精选性和代表性。三套历史教科书给人的感觉是，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而非全民族抗战。虽然国共合作的抗战是全民族战争的主导力量，但我们要认识到，二者并不等同。造成这种错觉的责任应该在于历史教科书本身。因为在三套历史教科书中，基本上把所有的篇幅都用来描述或者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或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北师版历史教科书中，专门设立了“众志成城”内容，在这一学习内容中，教科书列举了全国各阶层，如民族工商资本家、科学家、文化界人士等，以不同的方式参加到抗日战争的巨大洪流中的壮举。这倒是可以用来说明抗战的全面性，但要来论证学习主题，还不充分，显得非常的单薄。另外，北师版历史教科书还特别提到了海外华侨在中华民族抗战中的巨大作用，这也是华师版和人教版历史教科书所忽略的重要内容。但笔者认为，海外华侨这一特殊群体似不应该划入“全国各阶层民众”中去。
遗憾的是，作为太原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以来八路军取得首次胜利的平型关大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共真正合作抗日的典范，北师版历史教科书竟然给予遗漏。华师版历史教科书在整体上对平型关大捷极其特征做了概述。
这实际上给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具体学习内容的编写要严格按照《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主题之下的“学习内容”来写，不能偏离；二是从宏观上看，教科书特定的学习内容应该很好地说明特定的学习主题。
（2）历史发展的连贯性与跳跃性
很明显，《历史课程标准》在学习主题之下设定的具体学习内容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这一历史发展时期的大致历史轮廓，这一历史轮廓只是为我们构建了历史发展的“骨架”，并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全部。有了《历史课程标准》为我们提供的“骨架”，还需要我们为其注入鲜活的血液。简言之，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历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应该得到尊重。因为本次历史课程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原有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而是在其基础上重新构建适合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的历史学科体系。此外，《历史课程标准解读》还专门提到“要关注历史学习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应该指的是“教科书内容的前后、左右、上下须连贯和完整”。所以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必须要保持，历史事件之间的衔接要处理好，尽量避免历史发展过强的跳跃。需要加以说明和注意的是，教科书不能仿效《历史课程标准》大幅度淡化具体知识内容，因为有可能因为知识铺垫不足，知识间跳跃性大，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而且，安德森等教育学家在研制评价“课文”标准时，其中就指出了要考虑编写内容的连贯性，即“使各种观点之间的关系明确，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之间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
历史课程改革前的《历史教学大纲》对学习内容的处理，是在学习主题之下罗列与学习主题相关的一个个知识点，这些知识点由于过于繁杂而一直遭到指责。从《历史课程标准》所设定的学习内容看，删减了相当多的知识点。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在《历史课程标准解读》中就“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学习主题做了这样的说明：“我们对原来初中课程内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删减了原来教学内容中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知识点”。的确如此，在新的《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共之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若干冲突史实都被删减了，比如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包括皖南事变）等。虽然删减了如此多的知识点，但丝毫不影响学习主题的成立，而且学习主题的立意更加明显了。所以在三套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抗日战争中国共之间的诸多不和谐现象。这种删减是不会影响历史发展的连贯性的。
《历史课程标准》在这一学习主题下，还有一些重要的知识也做了删减（这种删减是否合理科学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按照《历史课程标准》精神，这些删减的内容并不是不允许被撰写进历史教科书中。是否要出现在教科书中，应该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实际上，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北师版历史教科书在撰写“抗日战争”这一学习主题时，存在着知识跳跃极强的弊端，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连贯性。比如在叙述“中共七大”内容上，北师版历史教科书过于“就事论事”，诸如“根据地的经济改革、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等内容，虽然《历史课程标准》中做了删减，但笔者觉得，历史教科书有必要将此作为中共七大召开的背景而予以介绍，同时也很有必要联系国际背景（比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基本进入胜利的前夜）等，否则，教科书就不能很好地论证“为什么说中共七大是一次胜利的大会”这一观点。
当然这种现象在华师版和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中也存在，但北师版历史教科书尤甚。华师版历史教科书则很好地处理了历史发展的连贯性与跳跃性之间的矛盾。
（3）以实事求是态度治史与教科书编写的思想性
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在抗日战争史，尤其是正面战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一大明显的进步表现在，中国史学者基本上改变了以往，为了抬高敌后战场的地位而贬低或者嘲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探讨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的密切关系。这一立场的改变，与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大陆的史学工作者一般简单地把中国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日说成“不断大溃退”。似想，我们一方面坚持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没有给予正面战场抗战应有的地位，真有点自相矛盾了。
可以说，三套历史教科书在叙述正面战场的抗日上，就其立场和态度来说，与史学界的变化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评价正面战场作用上能够做到实事求是。而华师版历史教科书评价则更为突出。
要实现完全的无立场偏向地客观治史实际上并不可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只能是使史学叙述与历史史实最限度地相符合。比如关于对台儿庄战役的评价，笔者觉得华师版历史教科书的评价更为客观，“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性胜利”比“重大胜利”也绝对要接近客观的真实。又如，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各方各派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由于张杨二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系的缘故，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突出或者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作用也无可厚非，但是无视其他人士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治史的主观倾向就有点偏了。在这一点上，笔者觉得，华师版历史教科书做的是比较中允。实际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种力量中，张杨二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且张杨二人也是最早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
三套历史教科书都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国土沦丧的原因归罪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命令。北师版和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专门“出示”了蒋介石致张学良的密电，试图加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近年来，一些在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指出，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确切证据。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笔者注：即蒋介石致张学良的密电），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张学良与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大体相同，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因而在东北国土沦丧的问题上，张学良是有责任的。
要廓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纠正传统的历史结论，实有必要读读由军事史研究专家王书君先生撰写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在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是这么说的[1]：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了，国人骂我不抵抗，我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把日本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下的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比如，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我就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让他有借口，当时就是这样的思路。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真要这么干，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大窟窿，还不敢跟日本人拼命吗？现在我也承认那时的判断是对的，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他日本人不会惨败到连海陆空都没有了。
由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但承认了他的“不抵抗”，而且还坚持认为“不抵抗”并没有什么错。张学良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以为日本人不敢侵略中国，以为“不抵抗”就能保全自己。“现在我也承认那时的判断是对的，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他日本人不会惨败到连海陆空都没有了。”实际上日本人的阴谋与野心张学良并不了解。确实，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以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在某种程度上张学良是对的。如果日本人能像张学良这么思考问题就好了！可是张学良对日本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导致的东北国土沦丧他能不负一点责任？[2]
在大陆，由于“民族英雄”的光环一直罩着张学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九一八问题上，长期以来，先入为主，采用值得怀疑的史料，结论渗透了更多的主观倾向。历史教科书坚持思想性的原则是对的，不过，第一，我们应该对思想性有一个正确和清醒的认识；第二，历史教科书的思想性是不能与其科学性发生冲突。思想性必须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没有了科学性，思想性就成了“空中楼阁”。笔者认为，科学性永远都是第一的，其地位是永远在于思想性之上的。绝对不能为了思想性的目的而牺牲历史的真实。
这确实是一个很敏感、很棘手的内容。对于诸如此类非常难以应付的撰写任务，一般而言，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往往倾向于采取传统的观点，即使最新的论点有确凿的证据，或者其科学性是无可质疑的。因为采取相对保守的立场，历史教科书便容易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上得以通过。而这却与教科书编写要及时吸收史学界最新的科研成果相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