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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建中:就一些历史问题致袁伟时先生

时间:2009-10-18 17:23:53  来源:齐建中
 

齐建中:就一些历史问题致袁伟时先生
   
    袁伟时先生:

    捧读某文摘报转载你的宏文《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青少年》之后,受到了许多启发,也觉得有些意见要谈一谈。
   
    首先,我对你能就人们多少年来形成的历史观提出不同意见,并且以史学论文形式,公开地加以批判,这种精神表示赞赏,不管其中的论点是否正确,这种认真的态度,都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值得我们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教育学界重视,更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是文中着重提出了“现代化的基本精神是理性化。我们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的观点。这对我们正确处理一些涉外问题以及许多内部矛盾问题,都是非常正确的,完全必要的。而且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实行,人民也能接受的。只是先生在文中讲到的另一些观点和批评,我们就觉得很难理解,有必要向先生请教了。例如:

    一,先生在大作的结论性部分强调指出“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搏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这里我想向袁先生请教两个问题:

    其一,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殖民,掠夺财富,不择手段,无视中国法律,在中国来倾销毒品,毒害人民。这是否符合国际法?当中国进行反抗的时候,它们就通过战争屠杀的手段,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将鸦片流毒遍及于全中国,这样的条约是否也合于人类的理性?对这种反理性、反人类的规定,是否也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并容忍其祸害进一步扩大,才算是符合“国际法”的文明行为?

    其二,不平等条约的所谓“谬误”本来是不言自明的,人们揭露了,反对了,甚至愤怒地谴责了。但是侵略者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其毒品销售,力图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国库空虚,直到成为他们的殖民奴隶,如有不从,便对你进行“军事搏弈”。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所谓“通过各种力量的搏弈”,是否能将武装反抗排除在外呢?如果在侵略者的疯狂屠杀面前,人们不得已而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尊严,便成了所谓“违反国际法” 、“敌视现代文明的野蛮行为”,应该遭到更严厉的惩罚。那么,日本和袁世凯签定的二十一条,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搞三光政策,实行细菌战,在南京一举屠杀了三十余万中国人,都成了合理的惩罚行为了。更不用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广州民众的反入城斗争……以至于甲午战败,台湾民众反割地、反占领的斗争,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主张反帝国主义,并曾向在内河航泊的英国军舰开炮等,都可以说是违反国际法、反现代文明的罪行了。至于共产党,公然提出以民族解放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并废除一切压迫、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那就比任何人,任何党派的罪行更罪大恶极了。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且不是就成了极端非法的政权了吗?这样的道理,能令人心服吗?

 

 

    二、所谓义和团的反文明行为。袁先生在这篇理论性、训诫性的大作中,不惜笔墨地加以描绘,并加上了不下二十多个罪名,严厉地加以谴责。的确,义和团的行为已达到非理性的程度,是非常错误的。但是我们要问袁先生?义和团的这些非理性行为是怎么发生的?
是中国人本来就有反人类的劣根性,或仅仅是封建愚昧所造成的吗?

    大家知道,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对外关系上,从来都都提倡“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在人际关系上,更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提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的道德准则,历史上也总是在遭受侵掠时才起而反抗居多。清朝建国以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近二百年间,从没有派出商人到任何国家或地区去从事强行倾销毒品这一类伤天害理的买卖,也没有向任何邻国派出军队进行侵掠,杀人放火,勒索赔款,侵占地盘。而且对于友好往来的国家,总是优礼有加。难道这样作不文明,还违反了什么国际法吗?为什么这样一个痴迷的政府,宽厚的人民,一到鸦片战争之后,对洋人们就突然变得丧失理性了呢?是中国民众生性都野蛮无知,不堪西方的文明教化吗?

    的确,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留过洋,更没有精通国际法或是“程序优先法的法学观点”的洋教授来对他们加以训诫;当他们被洋人残杀、污辱、迫害,不得已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以及作人的尊严的时候,又没有一个懂得点自由、民主观念的党派或是像袁先生这样好心的名流来加以指导;他们在听传教士们布道的时候,当然也听到过上帝的仁慈与博爱等种种说教,但同时也听到过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文明,又怎能教他们乐于信奉呢?且不是更加引起他们的怀疑、恐惧,激起他们的反感吗?这样的情况下,当他们面对着侵掠者的炮火,看到成千上万的同胞被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要叫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屠杀而不采取一些过激的行动,恐怕就很难了。换个位置思考吧,如果是袁先生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面对着血肉横飞的屠杀,你还能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地去“揭露它们的谬误”吗?即使袁先生有那么大的定力,能够态度然处之,那也只能是个别圣贤的高行,绝大多数人恐怕都是作不到的啊!再说义和团的暴行,据袁先生统计是杀了231名洋人,的确很残暴,不应该。但这必竟是在自己的国土内;比之那些拿着洋枪洋炮,远渡重洋,去把别的国家民族成千上万的人民打得血肉横飞的野蛮行径,还大为逊色吧。要知道,这一类侵略行径,早在上个世纪,也已被西方人自已所否定了。袁先生对于它的反文明性质,为什么就不置一辞呢?

    其实袁先生的万言大作,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意思:西方文明全部都是先进的,中国文明全部都是落后的。正如有些人所宣扬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先进的文明”,包括吸毒、贩毒,实行殖民、压迫,种族灭绝。谁要进行抵制,便是愚昧落后,反文明的罪行,理当受到惩诫。不平等条约便是由于中国的反抗造成的,反对不平等条约更是反国际法,反现代化,反文明的大罪,理当受到最严厉的惩处……总而言之,中国人只能反封建,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宁愿当上几百年的殖民地,中国也就实现了现代化了……”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方人经过18——19世纪的殖民运动,早已把亚、非、拉所有的国家民族(除日本以外)纳入了他们的殖民体系之中。可是直至如今,有几个过去的殖民地实现了现代化呢?不是有好多亿人口还处于新型的殖民剥削之下,过着贫病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惨生活吗?看来,历史没有对袁先生的主张投赞成票啊!

    最后,关于袁先生教诫中国人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要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千方百计争取得一个和平的国际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等等,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从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有哪些真正的先进文化起,以洋务运动为开端到先进政党的建立,尤其在我们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到下,不都是在向这方面加紧努力吗?袁先生如果对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法制化的进程有什么特别的高见,尽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大可不必拿高曾远祖们的历史失误说事。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奋斗牺牲,使力图分割中国的列强认识到中国人是不干屈辱的,割裂中国、分而治之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中国才得以免除了被瓜分的命运。否则中国是否能存在于当今便是个大大的疑问。对你的任何合情合理的意见,以现代中国人(包括各执政和参政党人)的理性,都不会蛮横无理地加以拒绝的。

    至于说到教科书问题。这个问题太专业,我们缺少“发言权”,也不必再麻烦袁先生,只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和专家作出正确的回应。

    齐建中等 上 2006年1月18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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