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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乔:假如你是慈禧——义和团研究中的换位思考

时间:2009-10-18 17:24:03  来源:子乔
 


编者按:

本文作者系“一名置身事外的业余历史爱好者”,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考证工作,恐怕是即便一些学者,也将汗颜。近年来,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语境,这就是反教科书观点的语境。深坐书斋的正统学者似乎无意与这些非主流观点进行纠缠,但这种语境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教师来说,影响却较为广泛。如果说学者在做的是“在虚构历史的基础上任意发挥”,那么跟在这些任意发挥背后的发挥又将是什么?

子乔:假如你是慈禧——义和团研究中的换位思考 
  
  
  
【按:对不起各位,题目太大,内容太少,羞愧之至,实在想不出合适的。很多观点没有申论,请参看我其它关于义和团的帖子。 】
  
  这两天开始看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作者开头有一个假设——如果清政府在1900年5月中旬之前就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义和团或者华北旱灾早一些结束的话,就不会有此后的八国联军入侵了,他认为这种假设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看法(这里先不说旱灾问题),他们的逻辑是:列强是强者,清政府是弱者,弱者要想避祸就只能服从强者。既然列强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就应该听话。这未免想得太简单了,他们的失误是,过多地从其它角度——包括从列强的角度——来看待义和团问题,而几乎没有从慈禧的角度进行过思考。慈禧可能作出柯文先生所说的那种决定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按:列强所要求的镇压是“全面镇压”,凡义和团都要剿灭,而慈禧则一直强调区分首从良莠。但有些地方执行时却有偏差,直隶总督裕禄就是不论青红皂白,凡义和团一律剿灭的。有的野史说裕禄纵容义和团,这与原始档案牴牾,不可信据。】
  
  一方面,义和团并不反清(当然其前身中有反清组织)。从1898年10月底赵三多起事开始,义和团的口号就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或“助清灭洋”等,而且早期义和团的破坏力十分有限,一般并不主动袭击洋人和教民,只在平民受到欺负时才出头;但是列强却和慈禧在废立等重大问题上积怨极深。你要是慈禧,仇人要求你镇压忠于自己的老百姓,你会有什么想法?
  
  【按:从1898年10月底义和团运动爆发到1900年9月初清政府恢复镇压义和团这段时间,如果以1900年5月底使馆卫队进京为分界,后3个月中洋人和教民的被杀人数——洋人一百多,教民数千乃至上万——大约是前19个月的100倍,而且大部分是在6月中旬战争爆发后被杀的。值得注意的是,据西方学者称,使馆卫队进京前,只有一个英国人卜克斯被义和团杀死(但也有原始资料显示凶手并非义和团,卜克斯案是偶然的刑事案件)。不少人试图通过上面的死亡数字来证明八国联军入侵的合理性,其实是颠倒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义和团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想要完全剿灭这种组织,要么有足够数量的军队,要么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两条清政府都不具备。从直隶围剿义和团的情况看,由于该地区有很多战略要地需派重兵驻防,能够自由调动的军队并不多,往往是兵至即藏,兵去复聚,杀了一个,逼反十个。要想再加大围剿力度,恐怕就要调动防守要地的精锐了,而此时列强的军舰正在大沽口外耀武扬威,随时可以发动进攻。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动用了把守京师门户天津的部分清军,包括精锐聂士成部,但仍未迅速解决直隶的义和团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左一个照会、右一个通牒地要求慈禧“全面镇压”义和团,你要是慈禧,又会有什么想法?
  
  

 

慈禧陷入了两难——义和团不反清,且相当一部分团民只是练拳,并未肇事,如果全面镇压,本未肇事者也会被逼反,那又何苦?直隶就有不少这种情况,老百姓说:“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梅范二人即直隶的剿团干将。但洋人也得罪不起,如果不对义和团进行一定程度的镇压,就无法交代。所以慈禧采用了“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的政策,即“曾国藩原则”——这类话语在1900年上半年的上谕中经常出现——她希望既能对列强有所交代,又不必大开杀戒以致激起民变。
  
  所谓“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是指,只有肇事的义和团才是“匪”,要进行武力镇压,对只练拳而未肇事者则不加干预。后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对后者采取了劝谕解散、弹压解散的政策。据此,慈禧对滥捕滥杀甚至祸害良民、导致事态恶化的直隶清军进行了多次严厉斥责。这些政策被不少人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和鼓励,实在是一种误解。
  
  【按:慈禧的政策也是一种对义和团的“消灭”,只不过是以“组织消灭”(解散)为主,而非单纯的“肉体消灭”。1900年6月上旬以前,慈禧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政策办的(下属执行有偏差),并无纵容鼓励义和团的举动和利用义和团铲除洋人的计划(当然我不能保证她心里没想过,但那时她还不敢)。】
  
  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所谓“如果清政府在1900年5月中旬之前就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义和团,就不会有八国联军战争”的假设是毫无价值的。就算清政府这样做了,能否在列强要求的时限内完全剿灭义和团,让他们满意,也还是未知数。
  
  1900年4月,列强要求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就出兵。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找出兵的借口,那不用说了;如果真是只想剿灭义和团,那说明他们把中国的问题想得太简单。这一点清政府即使努力去做,也是很难做到的。
    
  直隶总督裕禄实在平庸,他只会象救火队员一样,哪里有了义和团,他就去哪里捕杀,这怎么捕得过来,怎么杀得干净?加之他的军队纪律涣散,时常“戕疟良民”(慈禧语),结果自然是越剿越多。把袁世凯调到直隶也不太可能,因为从内政、外交、国防的角度讲,山东也非常重要。当初,就是因为毓贤解决不了山东的内政外交问题,才把袁世凯调往山东的。袁世凯好不容易才把当地的义和团遏制住,社会基本安定,洋人也很满意;而且袁世凯和他的军队肯定不能分开,调走袁世凯部,恐无人能补缺。要是再有一个象袁世凯那样有手段的官员,事情也许好办一些。其实裕禄剿团很卖力,手段很残酷,但列强视而不见,他们只看结果——直隶的义和团越来越多——所以认为是清政府在纵容义和团。列强屡屡对清政府施以重压,确实有误会的成分。
    
  1900年9月,清政府恢复了对义和团的镇压。拥有洋枪洋炮的清军和八国联军合力围剿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的义和团,直到1902年才基本将其消灭。
  
  可见,在列强侵略中国、民教矛盾尖锐的大背景下,单纯的军事围剿效率很低,袁世凯在山东的“综合治理”则高明得多。
  
  袁大头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用林华国先生的话说,他通过多种手段并用,把官、兵、勇、役、士绅、乡团等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从多方面形成对义和团的遏制。
      
  

 

袁世凯上任之初来势汹汹,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因为他的兄弟袁世敦在此前山东的剿团行动中杀戮过重,激起了民变,于是有些官员就趁机上书弹劾他。此后,慈禧在九天之内连发三道上谕,告诫袁世凯不要滥捕滥杀。袁世凯不敢违背,没有采用单纯的军事手段,而是采用了“综合治理”的方法,主要是:
      
  1、处理民教纠纷时持平办理,缓解民教矛盾。
  
  2、封锁交通要道,防止各地小股义和团串连形成大队人马,而不是被动地哪里有义和团就派兵去哪里围剿(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兵力根本不够,而且官军一到人家就跑了,官军一走又聚在一起。各地团民只要不能聚在一起,就成不了大气候)。
  
  3、在前者基础上集中力量对付大股义和团。
  
  4、在义和团中收买奸细,获取情报。
  
  5、对首要分子毫不手软,聚重40人以上就判处死刑,而对协从人员则给予出路,遣散回乡,既往不咎,孤立首要分子。
  
  6、分化瓦解义和团,严令义和团中的士绅、村长、首事等退出义和团,并让他们劝导乡民不得设立拳场(在很多地方,这些人是义和团的后盾和经济支柱,但他们显然不会和普通农民结为死党,一受到压力,马上纷纷退出,站到义和团的对立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叛变革命——当地义和团的活动就受到了极大限制。而且,这里面还有利用封建宗族力量约束乡民的意思)。
  
  7、广泛宣传义和团的危害,劝导乡民不要参加义和团(据说袁世凯自己还亲自写过劝导乡民的顺口溜)。
  
  8、对处理义和团事宜的地方官员严格要求,赏罚分明。
      
  经过两个多月的“综合治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渐趋沉寂。在此期间,袁世凯逮捕的义和团只有几十人,也就相当于一个村子的义和团人数,而且并未全部处死,有些甚至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被释放了。根据原始档案《筹笔偶存》记载,1900年上半年,有几十位外国传教士、外交人员携带家属到山东各地旅游,全部安然无恙。
      
  

 

有必要说明的是,袁世凯对义和团大开杀戒是在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当时慈禧正式招抚了义和团,山东有些官员遵照旨意,将义和团组织了起来,导致袁世凯此前的种种措施全部失效,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较毓贤时更甚。袁世凯怕得罪洋人,才违背了慈禧的旨意,参加了刘坤一等人的“东南互保”,开始大肆镇压义和团(当然他们不会公开反对慈禧,而是说那些旨意是“矫诏”)。
  
  袁世凯战前对付山东义和团的策略,固然有不少他自己想出的高明手段,但仍不脱慈禧“严拿首要,解散协从”的基本方针,而迥异于直隶总督裕禄滥捕滥杀的方式。
  
  有人喜欢把慈禧脸谱化、概念化,说她如何如何昏庸愚蠢,纵容拳乱,甚至有意放义和团进入北京,并挑起义和团和列强的冲突,让两者火并。这在一些野史中确有记载,但却不足信据。不错,慈禧在列强的重压之下是说过一些狠话,如“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云云(1899.11.21)。然而事到临头,她对列强更主要的还是怕,毕竟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从下面的上谕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态:
  
  “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1900.05.29)【按:有人仅根据“解散协从”四字,就将这份上谕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甚至鼓励,真让人哭笑不得。】
  
  “京津一带电杆现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速派妥员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至津芦铁路,现闻洋人有干预修复之说,亟应自我复设,免致授人以柄……并著裕禄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认真弹压。毋致再有抗拒。”(1900.06.13)
  
  后来的“宣战”和正式招抚义和团,那完全是在列强率先进兵并攻击大沽炮台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慈禧主宰中国数十年,击败了很多政敌,决非昏庸愚蠢之辈,她再蠢,也不会蠢到把义和团和洋人都引到北京来火并,难道她不怕被流弹击中吗?
  
  【按:至于义和团何以能够在1900年6月上旬大量进入北京,情况十分复杂。简单地说,是因为列强派遣超过限量一倍、装备精良的卫队进入了北京,驻扎在离皇宫近在咫尺的使馆内,极大地刺激了慈禧,导致她对义和团的政策开始松动,限制了主剿派对义和团的剿灭,顽固派势力得以抬头。这是中外学界公认的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和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详见林华国的《历史的真相》和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先说这么多,详细的有时间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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