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乔：谈谈袁伟时先生新作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二）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只求表达观点，文字未作整理，注释亦多省略，请读者见谅（如果哪位需要详情可以单独提出，我专门提供）。【】中为袁先生的文字，由于篇幅关系，未能引全，建议读者去看原文（最好是带按语和注释的全本）。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

——这肯定也把我带进去了，和袁先生意见不和就是“左毒”？袁先生以为自己是谁？

【这些辩解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与义和团无关的山东高密人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外，是义和团主动烧教堂、抢掠、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中国信徒）惹来大祸。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压迫者，但在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中国人应该有勇气谴责这些暴行，把它视为国耻，掩盖甚至为这些暴行辩护对中国和中国人告别前现代、实现现代化无所助益。】

——“在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哪有那么简单？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梨园屯教案和重要转折涞水事件，最初都是文化冲突，但矛盾激化酿成巨祸，则与法国公使和教会干预中国司法、教民仗势欺人有直接关系。看看美国学者周锡瑞的《起源》的第三章《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难道美国学者也喝了中国的“狼奶”？

问题的关键是：引发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义和团的动机和义和团的具体行为极其后果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不能因为列强侵略在先，就认为义和团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那么同理，也不能因为义和团的野蛮行为而减轻列强的责任。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能只看1900年。例如梨园屯教案、涞水事件都历时几十年，能随意截断吗？（近代教案情况复杂，目前尚无权威的统计数据，就是总数也没有公认的数字。根据不同的定性标准，可以得出“以文化冲突为主”、“以列强侵略为主”等不同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即便真是以某某为主，也不能掩盖其它原因。历史本来就是这么复杂的。）

另外，山东高密的反筑路运动义和团也参与了，只不过不是主力而已，因为山东半岛少有义和团组织。袁先生说话总是这样绝对，一点儿余地不留。袁先生的“山东高密人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这种措辞倒是让我有点意外，颇有“狼奶”的味道。谁敢说高密反筑路运动原因与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毫无可比之处？

【为替义和团开脱罪责，《反》文在两个日期上大做文章。一个是5月31晚各国卫队从天津到达北京。另一个是6月12日所谓“猎取拳民行动”。……】

——使馆卫队入京经过中国政府批准不假。但是，第一、这是武力威胁的结果，窦纳乐说如果不允许将有“严重后果”；第二、卫队数量超额绝不是小事。袁先生应该用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那种理性思维来评价这件事。

【首先，清政府当时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国使馆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当时北京的局势仍在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内，使馆并未受到任何实在的威胁。如果说“列强事先并无武装入侵的打算，他们是被动应付的”，清政府当时也没有利用义和团灭样的计划，他们也是被动应付的（详我《商榷》）。两者有误会，误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列强的那种征服者意识——清政府维护自己残存主权的想法和行动，往往被列强解读为挑衅行为。如清政府在卫队进京问题上的抵触情绪，就被窦纳乐解读为“疯狂”（《被围记》）。

卫队入京让慈禧感到了危险，这是促成她和义和团联合的一个关键。不管列强的真实动机如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无论如何都要负责。列强派遣卫队的动机也绝非“保护使馆”那么简单，还是去看相蓝欣先生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以及《庚子使馆被围记》等（相著是目前在“战争起源”问题上成就最高的，资料之丰富远非袁文可比）。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有些论着对使馆召集卫队作过度的解读，定性为侵略军，甚至发挥想象力，说他们可能进攻紫禁城，“对皇宫构成威胁”，而没有提供可靠佐证，未免失之轻率。】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很对，那么也请站在慈禧的角度（维护国家主权和自身安全）考虑一下卫队入京的意义，不要只站在列强的角度（保护使馆）考虑。似乎没有人说“可能进攻紫禁城”，我的表述是“对皇宫构成威胁”，两者不是等价的。比如，美国在亚洲有驻军，现在当然不会进攻中国，但谁敢说不存在战略威胁（主观上和客观上）？袁先生歪曲了我的观点。

还有人以北京的清军数量远远多于卫队来否认这种威胁，也是毫无道理的。假如你住在公安局里，周围有10个配枪警察，当你得知一名持枪者在附近活动的时候，你也能无动于衷吗？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知袁先生是否知道东郊民巷到紫禁城的距离，以及使馆卫队的装备情况。您不考虑这些，慈禧还要考虑。我敢说换成任何人是慈禧都会感到威胁。这种威胁是实在的，与当时北京周边手拿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北京城里练拳的少年儿童对使馆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实力差距太大，清政府当时也仍在保护使馆，而且十分有效，拳民一旦接近使馆教堂就会被逮捕。有的论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喜欢夸大义和团的战斗力，认为义和团威胁到了使馆；而在谈到八国联军战争时，又说义和团不堪一击。这是双重标准。）

以下为我补充《商榷》的一段文字：

6月上旬，公使们往往极力渲染来自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威胁(例如[25]P.543-552)。这其实是一种策略，想让本国政府和军方更加相信他们调兵的决策是正确的，包括此前的调兵行动和现在的增兵计划，因为这在列强内部有一定的分歧(例如[10]P.204-205)。从公使自身的角度看，他们调兵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有利于外交工作——身边有大量军队，底气自然就足，随时可以逼清政府就范([10]P.204-205)——同时也可以向本国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10]P.218-219；[18]P.5)。至于对时局的真正担忧则在其次，这种担忧也并没有他们渲染的那么严重。

如果使馆人员（含卫队）真的以为北京义和团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清政府也有“联拳抗洋”的计划，自己有生命危险，必须增兵保护，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使馆内，固守待援，而绝不会主动挑衅，哪怕是为了解救教民——自身难保，还怎么解救别人？至于6月10日联军即将进京的消息，只可能让使馆人员认为清政府（正规军）不敢造次，而不会让他们认为义和团也不敢造次，他们显然不会认为义和团是很理智、很严密的组织。换言之，这个消息只可能消除使馆人员对清政府的畏惧，而并不会消除他们对义和团的“畏惧”（如果存在）。因为“强大”的义和团就在身边，他们的主动出击一旦引来义和团的围攻，联军是来不及阻止的，只能靠“有限”的卫队来抵御，他们不会连这点儿基本常识都没有。

但是，使馆人员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根本就不把义和团和清政府放在眼里——义和团本就不堪一击，清政府则被联军镇住——他们显然相信，仅凭现有的卫队就足以横扫北京，于是就肆无忌惮地开始“猎取拳民行动”了，而行动的结果——团民伤亡惨重，清军袖手旁观——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更能体现使馆人员真实心态的，是这种实际行动，而不是那些动机不纯的言论。

【至于6月10日出发的西摩尔联军，作为增强救护力量的措施，最后也是得到清政府同意的。……这表明清政府承认西摩尔联军目的是保护外交使馆。……】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同意”的？是外交词令还是清政府的真实想法？西摩尔军出发后，慈禧为何要进行防御性的备战？事实是，联军威胁抢夺火车，直隶总督裕禄才被迫同意联军进京（《直东剿匪电存》P.188），但慈禧是不同意的，她让裕禄设法阻止联军，但裕禄不敢，怕引起冲突。

【……（义和团的）这些威吓已属犯罪行为……】

——又是用现在的观念来套历史。

【不懂得解救和保卫教民是正义行动。历来的辩护者，都在所谓6月12日开始的“猎取团民行动”大做文章。】

——这个我在《商榷》中就说了：“解救教民无可厚非”。

【6月12日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11、12两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12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乱，到处烧教堂、商店、杀教徒、教士和抢掠他们的财产……。】

——大量中外文献显示，北京城里袭击教堂教民的行动始于“猎取拳民行动”开始（12日晨克林德袭击团民）之后，而不是相反（中间是冤冤相报），详见我的《商榷》。袁先生企图利用个别文献的笼统表述“自十五（6月11日）以后”，来否定这种时间顺序，似乎尚嫌不足。

【历来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掐头去尾，作为洋鬼子残暴的证据。请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静静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谴责还是赞扬这些抢救队？义和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应不应该曲为辩护？事关判别正义和罪恶，含糊不得！】

——袁先生可真能借题发挥！他把张海鹏先生的观点、张先生引用的我的观点（其实来自陈振江先生）以及未引用的我的观点搀杂在一起反驳，严重误导了读者。

“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是我在《商榷》中引的，请读者去细看我的《商榷》，看看我的立场观点是否真如袁先生所言，是否采用了“掐头去尾”的隐匿手法？这种手法倒是袁先生常用的。我的引文不全纯粹是篇幅所限，我已经用自己的语言讲明了卫队有保护教民的动机，且给出了文献出处，并无任何隐匿。袁先生再次歪曲了我的观点，而且采用双重标准——因为保护教民的动机是正义的，所以采取的一切行动也都是正义的！这和认为义和团为了反侵略什么都能干的观点有什么区别？

以下《商榷》原文：

“猎取拳民行动”的参与者有各国公使、使馆卫队和普通在京外国人(“志愿者”)。他们对义和团和北京市民的屠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阻止义和团对教堂的直接攻击。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第二种是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或关押的教民。解救教民无可厚非，但外交官和卫队往往在救出教民并控制住局面后，将失去反抗能力的团民一律杀死([18]P.28；[12]P.276)。这无疑应该谴责，为何不能将他们逮捕并交给清政府审判（清政府对肇事的义和团是要治罪的）？对“文明国家”提出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吧？第三种则完全是主动杀害，甚至不管是否义和团。一位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向中国人开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非常放肆。”(转[10]P.276)

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见前面有人，予等群呼曰‘止步！’闻一悲颤之中国语音曰：‘我不是，我不是。’遂匆骤而逃，予等思彼必为一拳匪，遂群向其逃走之方开枪击之，至少放有一百枪之多，……”([18]P.23-24)

另外，克林德甚至在大学士徐桐的家中将其逮捕，英使窦纳乐出面后才放了他([10]P.275)。列强的暴行只能使义和团变得更加疯狂，事态更加恶化。至此可知，所谓“使馆卫队”实即侵略军。

【43名水兵官兵协助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此外，在使馆区还有3150位中国人和473名外国人（409个士兵不计在内）避免被杀戮。即使从人道观点看，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的罪责，善莫大焉！】

——教民的生命不应这样被剥夺，卫队保护了教民，这些都是我在《商榷》中的原话。但是，如果列强不增调卫队，就很可能不会有日后围攻北京使馆教堂的事情。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列强的决策者在某些公使（如窦纳乐）和传教士（如樊国梁）的误导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一系列不明智的行动，促成了慈禧和义和团的最终联合，导致了在京使馆教堂被围攻。三方都有责任。好比你先欺负人，人家报复你的家人，你自己难道不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不应该反思？其实教会在庚子事变后已经反思，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如果说拳民的行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袁先生语），那么“猎取拳民行动”也远远超出了“解救教民”的界限（详《商榷》），使馆卫队在解救教民行动中的滥杀行为同样是犯罪，是侵略行为，而教堂卫队和使馆卫队是一体的，不能分开（详《商榷》）。干涉中国司法毫无疑问也是侵略行为，西什库教堂是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其主教樊国梁在此前有过多次干涉中国司法的行为。

因为以上这些复杂的情况，我才说：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固然有可议之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不能说是“信口开河”。我认为自己这种表述是谨慎的、负责的。（面对复杂的情况，完全可以选择不作“是”或“不是”这种简单判断，就像有些人不能用是否“坏人”来评价。）

【强词夺理的辩解：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并不是我的原话，详见《商榷》和《再论》，但这里不深究。“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不存在美化的问题，详见《再论》。有人说“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是价值判断，这是没搞清楚什么是“事实判断”，什么是“价值判断”，或者说定义不同，呵呵。义和团对铁路的评价，是义和团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研究者根据材料对义和团拆毁铁路的原因作出的判断，是研究者自己的事实判断。

【有些文章确实引用了一些说破坏铁路、电线是为了作战的史料。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都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不是当事人自己认定的行为动机。现在争议的是义和团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即义和团的思想状态，弄清楚他们自己的认识就非常重要了。看看义和团的揭帖吧！……有些为义和团辩护的文章心虚，特地加了一个按语：“口号主要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可是，“立电杆、造铁路”明明是与“传邪教”等并列的五大罪恶中的两个，显然是斗争的目标，而不是战争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重复过多次。严格来说，确定主观动机只能去逐个访问参与拆路的当事人：你为什么拆路？然后对答案进行分类统计，但这是无法实现的。我的观点是推理的结果，袁先生的也一样。

我在《商榷》中引的“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艾声《拳匪纪略》）等等，更可能是义和团自己表达出来的，而不是记录者自己的判断。就算纯粹是记录者自己的判断，作为时人根据时情作出的判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无法轻易否定（更详细的记载见《再论》）。

这个问题，尤其是口号问题，详见《再论》。简单地说，拆路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总体来看以作战需要为主，另外也有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报复情绪（主要是修路时直接侵害了沿线居民的利益同时导致了部分居民失业），以及因观念落后而产生的敌视情绪（也就是封建迷信，认为铁路是不祥之物）。

袁先生这部分以及此后的文字，《再论》完全可以回答。总之，拆路和作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合对袁先生非常不利，希望袁先生不要回避这个关键问题。

【“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本痛恨洋字，至是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然不谙用法，都成废物”。】

——我在《商榷》中早已指出：“义和团敌视的主要不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被敌人用作镇压工具和侵略工具，或具有侵略背景的具体事物。同一事物，如为敌人所用则摧毁之，如对自己有利则使用之。”（会不会用是另一回事。）

【……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个史实：“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误传，克林德根本没有说过那句话。……】

——这个本来不是我的说法，但忍不住说几句。袁先生处理材料的手段真是太高明了！袁先生给出的注释是相蓝欣《起源》的第218页。读者不妨自己去查，该书明明写着“克林德对自己的言论不予承认……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确实强调了中国行将崩溃，瓜分时机已经到来。”这是克林德反对调兵的出发点，他认为目前调兵是无意义的，应该讨论中国的前途，也就是要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德国政府批评克林德是有的，但绝非袁先生说的“德国政府当时反对瓜分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那么简单（德皇和政府有分歧），详见相著。尽管张海鹏先生的表述也不完全准确，但袁先生的反驳更具有误导性——好像当时没有人提瓜分中国的事。此外，29日只是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调兵要求的时间，其实在28日的会议之前，法国已经擅自调兵进京。其它国家只好跟着调兵，怎能甘居人后呢？

类似的例子在袁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中比比皆是。这些文章主要不是写给专业领域看的，而是教育青少年的。一般读者手中没有多少相关资料，研究者就可以借此误导他们吗？

【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清算暴民专制的传统。19、20世纪中国有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肆意进行暴力活动的传统。从义和团到文化革命，打着“扶清灭洋”、“反帝反修”的旗号，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的勾当。不清算这些残暴行动及其思想影响，让其继续毒害青少年，法治就无法生根。光是否定文化革命，不彻底批判其渊源——义和团，在适当气候下，那些暴行就会死灰复燃。】

——袁先生一贯以“史学家”自居，但是看看您这段话，我不否认其现实意义，但是所谓“清算”云云，难道属于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它恰恰是属于“狼奶”的话语体系。如果这就是袁先生的目的，希望您不要再打着“史学家”的旗号，其它的什么“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都可以。这容易让青少年误以为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清算”谁谁的罪行（或“歌颂”谁谁的功绩），这种认识是典型的“狼奶”。

（三）

再次强烈推荐相蓝欣先生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袁先生本文有关使馆卫队和西摩尔联军的问题，该书基本都能回答。这涉及到现代国家如何谨慎地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不只针对中国）。

我认为，如果列强只是为了保护使馆教民，那它们的行动无疑是失败的，请注意列强出兵前后洋人教民的被杀人数对比（增长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以及有关事件的时间顺序。你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因为判断失误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是否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当然最终的客观后果对列强是利大于弊。）

按袁先生推崇的“勿以小嫌酿大衅”的理性思维，列强出兵难道是明智的选择吗？如果说义和团是匪徒，那在华洋人和教民就是人质，匪徒已经用杀人质来警告你，你还贸然动武，那不是逼着匪徒杀更多的人质吗？这个结果难道无法预料吗？（就是两个人打架，也有报复家属的。）

你一面欺负中国（袁先生也承认），一面又希望中国人不要报复，希望中国政府全面镇压并不反对政府的民众，这现实吗？在清政府看来，全面镇压不但违背它的利益，而且无力实现；即使完全放弃国防，短期内消灭义和团也不可能，详见《商榷》。最近又看《直东剿匪电存》，更加坚信这一点。只是镇压卢保线已经肇事的义和团，已经让裕禄捉襟见肘，不得不动用国防精锐，更别说全面镇压了（即未肇事的也镇压）。实际上裕禄对某些未肇事的义和团也是镇压的，往往反而将其逼反。

保护使馆教民的最好的、治本的方法就是平等地与中国展开交流。如果这样，我就不信义和团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义和团最初只是职业会党，后来才发展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如果没有侵略的大背景，在中国这种国家，文化观念上的冲突最多只会引起局部的、小规模的暴力行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化的（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侵略而无文化冲突，也不会殃及中国教民）。

如果列强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从最终结果看，它们的行动才是成功的（但这个结果他们自己恐怕也没预料到，最初只是想用军事手段给中国施压）。

（四）

到现在为止，反对者对义和团因作战需要而拆路和清政府组织义和团拆路的记载，没有给出让我满意的解释。要么采取回避态度，要么进行种种诡辩：

“纯属巧合”？能服人吗？看看时间表（详《商榷》和《再论》），哪有那么巧合的？清军加大镇压力度后，义和团开始拆毁卢保线，但并未拆津卢线，洋兵入京后，开始拆津卢线，而拆卢保线的记载大大减少。

“以前力量不足”？能服人吗？义和团主要是用油烧枕木（但也有拆的），顺风一会就能烧出几里地。偷偷放把火需要什么力量？再说，1900年5月下旬之前，直隶铁路沿线发生了若干起义和团聚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事件，拆个铁路还不容易？

袁先生没有采用这些说法，他认为那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这同样不能服人，属于消极论证，没有多少根据（尤其是对于艾声的《拳匪纪略》，参上文）

这些就是我说义和团拆路“主要”是作战需要的根据。具体每个人是怎么想的，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不排除有敌视情绪。但是，正如你平时看某人不顺眼，但并没有打他，因为矛盾还没激化到那个地步；有一天他先打了你，你把他狠狠揍了一顿。你揍他主要是因为他先打了你呢，还是因为你平时看他不顺眼呢？当然主要是前者。要说你“完全”出于对某人的敌视才打人的，你能干吗？

义和团组织松散，那么多人一哄而起拆铁路（也搀杂了非团民），其主观动机不会是单一的。体现义和团“敌视铁路”的记载，和体现义和团为作战而拆路的记载，不能互相否定。但分析起来有主有次，详见我楼下的帖子。尤其是拆毁津卢铁路的作战动机更加突出，义和团甚至在来不及拆路的情况下，往铁路上放石块儿来阻挡联军的火车，这是敌视哪家的“现代文明”？

袁先生的错误就是企图用前者否定后者，完全排斥后者，这怎么办得到呢？历史哪有那么简单？不同的材料就一定是互斥的？有情绪观念上的因素，战争就“完全”（袁先生的用词）不起作用？所谓“敌视铁路”，准确地说是报复情绪和迷信观念，上升不到“敌视现代文明”的高度，义和团知道什么叫“现代文明”？这些我在《商榷》、《再论》中也涉及了。还有少数材料说，有的团民把铁轨枕木拿回家藏了起来。这可能是纯抢劫，也可能与作战动机并无矛盾（为了给敌人修复铁路制造麻烦，或者想自己家里使用，就顺手牵羊了）。总之不能先给义和团定一个性质——某某，然后说：既然义和团是某某，它拆铁路的动机就只能是什么什么。

（五）

在学术层面上，应该批评袁先生的主要是：

1、对历史学的理解只是“清算”谁谁，还总以史学家自居（对比周锡瑞、林华国、相蓝欣、柯文、王学典等人，谁才是真正的史学家，就很清楚了）。

2、用唱“现代化”的高调来掩盖材料上的粗疏（我不是说不应该“现代化”）。

3、利用读者手中材料的缺乏，不断误导读者（一般读者很难发现）。

4、对待不同的观点，不是直接从人家的材料出发，而是先扣帽子、先定性，再由此出发去反驳。比如说我是“极端民族主义”（《忧思》），说张海鹏先生是“左毒”（还捎带了我），说同情中国、正视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学者是受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

看了柯文先生（美）的“神话论”和王学典先生的“语境论”，再看袁先生的文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挺佩服这两位学者的，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