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制义务教育
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发展基础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义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两个阶段，教育中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确定义务教育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审订教科书。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
希望工程
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其宗旨是：根据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从社会集资，建立希望工程基金，以民间救助的方式，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范围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重点是国家、省级贫困县。实施目标为：改善办学条件，消除失学现象，配合政府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务。希望工程自1989年推出至今，10年来接受海内外捐款18亿元，共救助失学儿童230万名，援建希望小学8000所，影响遍及海内外，成为当今中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公益事业。
春蕾计划
1992年，全国妇联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为促进女童教育，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传统习俗的影响，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在我国，还有少数儿童面临失学或已经失学，其中，女童约占2/3！今天的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母亲的素质，影响未来全民族的素质。实施“春蕾计划”、扶持女童入学，是提高民族素质、造福子孙后代的一项基础工程。截止到1999年初，“春蕾计划”已经遍布中国各地，募集3亿元，共救助百万余名失学女童重返校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出留学人员45.8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出各类出国留学人员45.8万，其中13.5万人已经学成归国创业或为祖国服务，在各条战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10年来出国留学工作发展迅速，出国留学人数迅速增加。1992年至今，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30多万人。学成回国工作的有8万多人，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为吸引和支持优秀留学人员长期回国工作或短期回国服务，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政策。1990年制定了《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管理规定》，截至今年6月，共资助21批2万多回国留学人员，资助总金额达4亿人民币。全国创办了50多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园内企业有1300多个。为了支持留学人员短期回国讲学、学术交流、合作科研等活动，教育部于1996年制定了《春晖计划》，到2001年共资助了3000多人回国服务，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家公费出国留学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995年教育部对国家公派留学选派办法进行了改革，1996年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增设了一系列重点项目，培养高层次人才和西部大开发急需人才。从1996年实行新选派和管理办法到2001年底，共签约派出10950人，回归率达96.5%，履约率为100%。
中国的教育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共同纲领》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照苏联模式重建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50年代对一种外来文化移植、复制的彻底性，也许是十分罕见的，为研究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案例。80年代的第二次西学东渐，教育界重新传播西方思想学术，虽然也重温了从夸美纽斯到杜威的西方经典，传入了赞可夫、布鲁姆等当代国外的教育文化，但在精神的深度和传播的广度上与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与50年代凯洛夫教育学的风靡全国都不可同日而语。在学校教育中真正取得实效的，似乎偏于工具性、技术性的方面，典型如标准化考试，电化教学等。它与教育自身人文传统逐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的过程是相吻合的。时至今日，中国面向世界、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意味着摆脱高度集权、具有浓重技术主义色彩的“苏联模式”的束缚。我们虽然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要求，但它的内涵和目标却仍待充实和廓清。如何恰当地处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教育文化，今天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文化困境：五四时期就曾提出的文化重建——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务，至今尚未真正实现，仍需我们在新世纪的努力。
随着对文革的否定和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使基础教育重新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最终形成了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在80年代被称为“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90年代被恰当地命名为“应试教育”.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清理几乎销声匿迹。可以说，“应试教育”的出现是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当代教育虽然在规模和能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但学校教育“死读书、读死书”的现实和极端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精神氛围，似乎退回到相当传统的状态。与此同时，在旷日持久的对传统的“大批判”中，社会文化中的传统资源已经严重流失，青年一代对其日益淡漠和隔膜，甚至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尊重。学在民间、社会办学的教育传统也消失已久，90年代才重新艰难地恢复。
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改革，是有实质性内容的，这主要是指对肆虐二十来年的“应试教育”的改革。这既包括课程、教材的改革，也包括小学免试升初中、重点中学停止举办初中、考试制度和高考制度之类的制度变革。同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对“应试教育”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计划到2010年，适龄青年的毛入学率可为15%，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下限。目前，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环境已经开始比较宽松，比较“正常化”，问题和压力上移到初中阶段，普通高中的升学竞争激烈。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高等教育的“瓶颈”逐渐拓宽，中等教育的状况也会改善。但是，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中小学教育的正常化，也并非轻而易举，除扩大规模之外，还有赖于文化更新和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革，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垄断、包办教育的局面，促进教育资源的有效重组和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使教育重新成为由全社会共同举办的、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吸引力的公共事业和战略产业。这意味着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向全社会开放教育系统，促进教育的社会化和建设终身教育的体制；向地方下放教育权力，促进教育的地方化，即教育的“解放”、“开放”和“下放”八十年代以来，就总体而言，中国教育的面貌是发展大于改革。与量的发展相比，质的改善和提升不仅更为重要，而且更为困难；而教育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其“软件”制约和说明的（例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强盛的教育与现代性无缘）。当前社会对创新教育和“创造性人才”的急切呼唤，显现了中国教育深层的问题和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东亚国家的教育缺乏适应能力、创新精神等致命弱点，和在世界教育竞争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中国的教育问题与之类似，性质可能更为严重，毕竟，中国是1300余年科举教育的原生地。
——摘自：《百年回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 杨东平
中国的教育政策演变
中国教育事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成立初期的接管改造和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中心的教育改革，逐步把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事业转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教育事业不但长期没有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左”的错误发展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使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的恢复，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均把教育事业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使中国的教育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共中央对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强调人才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至此，中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六五”期间，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指引下，各级教育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了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教育改革在各方面逐步展开。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家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统管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198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5.95％，全国有1／3的县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结构得到初步调整，积极发展各类职业技术教育，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所占的比重得到显著提高。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六五”时期，国家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放在突出的地位，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一些薄弱学科得到加强。各级成人教育在“六五”时期发展迅速，为大批在十年动乱中耽误了学业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与深造的机会，为培养各类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七五”期间，中国的教育事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条件、求实重质，取得了显著成效。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国务院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加速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到1990年已有1495个县普及了初等教育，占全国总县数的７６％。中等教育结构单一、中等职业教育薄弱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变，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也缓解了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竞争激烈的局面。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使层次和形式多样化，学科门类齐全，基本形成体系，新兴、边缘学科得到加强。
“八五”期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纲要”实施意见》，提出了90年代和下一个世纪初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任务，进一步强调了深化教育改革的极端重要性，使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加贴近社会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积极探索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合作办学、社会办学进一步发展，招生、收费、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学校办学活力和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增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作为“八五”期间教育发展的重点以“积极进取、实事求是”为方针，“因地制宜、保证质量”为原则，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取得成效。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五年巩固率提高，辍学率下降。青壮年文盲率由1990年的9.3％下降到7％以下。全国实现“两基”的县（市、区）达到1025个，超过全国总县数的1／3，占全国人口地区的36.32％。为加快贫困地区“普九”的实现，国家建立了义务教育专款，“希望工程”举世瞩目。与此同时，在“八五”期间初步建立起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投资体制，建立了教育经费监督制度，促进了教育经费的较快增长。教育法制建设步伐加快，教育工作根本大法《教育法》颁布实行，各地广泛贯彻《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收到良好成效。在此期间，国务院还颁布了《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等６项教育行政法规。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以来，中国一共制定颁布了200多件教育法律和行政规章，基本形成了以《教育法》为核心，以教育专门法为骨干，内容较为完备、结构较为合理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教育的发展，“九五”期间，教育体制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逐步得到重视。基础教育在抓好“普九”的同时，加强了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努力，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力争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心素质。素质教育的研究推广受到普遍重视，并积累了经验。中等教育积极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体系，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工作，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对加快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等方面带来新的契机，有利于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进一步促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的行动纲领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以及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注重科技创新的重要讲话，不仅极大地提高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对教育发展和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已原则通过了教育部提出的跨世纪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蓝图——《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从“六五”到“九五”计划期间，中国教育事业按照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一个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以普通高等教育为龙头、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共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教育事业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摘自：中国教育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