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亚非会议焦虑地考虑了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会议对具有可能发生一场原子世界战争的危险的目前国际紧张局势，表示深切的关怀。和平问题同国际安全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在这方面，一切国家都应当合作。特别是通过联合国，以促成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裁减军备和消除核子武器。这样，国际和平就可以促进，核子能就可以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这将有助于满足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需要，因为他们迫切的要求是社会进步和在更大的自由条件下提高生活水平。
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自决的权利必须为一切人民所享有，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迟延地给予现在仍旧是附属地人民的人们。的确，一切国家都应当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各国应当在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彼此以信任和善意相待的情况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七、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亚非会议宣布它确信按照这些原则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将会作出有效的贡献，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大家的共同繁荣和福利。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节录）（1955年4月）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区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现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会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间施放烟幕。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演说（即补充发言）
2.课文注释
新中国初期外交方针的制定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1949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以前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外国使节只当作侨民对待，而不作为外交代表；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要进行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进行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际上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斗争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联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向斯大林建议：中苏应签订一项新的条约，以代替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谈判。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两国外长互换三个照会，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失效，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的现实。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前言和六个条款，有效期30年。它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自1950年4月11日生效。在缔约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国都履行条约规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过密切合作。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个条约逐渐失去继续存在的实际意义。据此，197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该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的决定。
美国对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实施许可证管制办法
……商务部准备将它的许可证管制办法推广适用于所有运往共产党中国的货物。商务部在星期六（1950年12月2日）宣布今日午夜以后拟运出的货物均需要有许可证。在以前，许可证管制办法只适用于政府列为战略物资的货物。
商务部国际贸易局法律顾问纳珊·奥斯特罗夫对记者说，管制办法推广适用于一切商品，在政府决定有对共产党中国实行绝对禁运的必要的时候，可以提供实施这种禁运的手段。
奥斯特罗夫声称，商务部对运往远东的战略货物进行控制已有一年；他又说，目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开好战态度”导致对“所有的东西”在运出以前都要“看一看”的新政策。
他接着说，如果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出去的话，纺织品和废橡胶均将被禁止。
美国操纵五届联大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
一、兹建议每一个国家：
（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北朝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有用的物资；
（乙）确定从它的输出的商品中何者属于禁运范围，并实施使禁运办法获得实效的管制；
（丙）在它的管辖范围内，使用一切办法防止任何逃避其他国家依本决议实行的货运管制的事情；
（丁）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此项禁运的目的；
（戊）于30日内将依本决议所采取的措施向额外措施委员会报告，嗣后将依该委员会的要求续提报告。（五届联大正式记录附件英文体。）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关于反对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修正案
国会的意见是：共产党中国政府不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作为中国的代表。（1953年6月4日驻美国香港总领事馆出版的《美国新闻处每日新闻公报》。）
我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的演说
……美国武装部队侵略朝鲜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事实也证明了侵略朝鲜的美军，已直接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从1950年8月27日到11月10日，美国侵略朝鲜部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东北的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杀伤我国和平居民，损坏我国财产共有90次。从11月10日到14日，共有28次，15日到19日共有33次。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海军于9月20日在公海上曾对我国商船开枪并进行强制盘查。所有这一切美国侵朝武装力量直接侵略我国的行为，都是向中国人民公然无忌的挑衅，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外交公报》第2卷第一期。）
美国第七舰队
它隶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设在日本的横须贺。它活动的范围北起白令海峡，南迄澳洲以南直达南极，东自关岛以东1 035千米，西至印度洋。美国使用第七舰队进行侵略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并从1950年起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多次协助蒋介石派遣武装特务窜扰我国大陆沿海地区；多次以军舰、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参加侵朝战争屠杀朝鲜人民；对越南南方进行侵略，对北方进行挑衅，许多轰炸的飞机都是从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联合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建立的战后国际组织,主要由中、苏、美、英四国筹备。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有51个国家代表出席会议，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并规定各国主权平等及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在宪章上签字的51个国家被称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宣告正式成立。主要机构为大会、安理会、秘书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和托管理事会。总部设在纽约。安理会的决议有约束力，而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联合国成立后由于长期被美国操纵，在许多场合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是惟一有权采取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联合国机构。它由11个理事国组成，按联合国宪章规定，苏、中、美、英、法五国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由大会选出，任期为2年，每年改选2个，期满不得立即连任。按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会员国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安理会随时可举行会议，会议主席由理事国依国名英文字母顺序按月轮任。安理会附属机构为：裁军委员会、军事参谋团。安理会应该是维护和平、制止侵略的重要国际机构，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和破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了北京会谈。会谈的第一天，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把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概括为五项: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后改为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后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6月下旬，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两国，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举行了会谈。在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和29日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以上述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认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五项原则的倡导，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新中国成立初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7个国家
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49年10月3日
2.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4日
3.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49年10月5日
4.匈牙利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
5.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
6.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
7．波兰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
8.蒙古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6日
9.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27日
10．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23日
11．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50年1月18日
12．印度共和国1950年4月1日
13．瑞典王国1950年5月9日
14．丹麦王国1950年5月11日
15．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50年6月8日
16．瑞士联盟1950年9月14日
17．芬兰共和国1950年10月28日
另外，还有英国、挪威、荷兰、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8个国家也承认了中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简称“五项原则”，用于指导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现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被认为是处理社会制度不同或相同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
日内瓦会议
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参加会议除五大国和朝鲜双方外，还有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关于朝鲜和平统一问题，外国武装从朝鲜撤走问题，双方进行激烈斗争。周恩来在会上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谴责了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能就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
5月8日开始，大会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中国、苏联、越南代表团始终坚持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而美国代表团极力反对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5月初，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讨论老挝、柬埔寨问题遇到困难时，6月16日，周恩来提出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四点建议，得到许多国家赞同和支持，为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提供基础。7月21日，法国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自己军队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地区多年的殖民战争，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里程碑。日内瓦会议阻止了美国企图直接干涉印度支那的计划，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
亚非会议的召开
1955年4月，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国政府总理发起的、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尼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召开了。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章汉夫、叶季壮、黄镇为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阻挠会议获得成功。西方舆论极力贬低这次会议，认为它“将在愈益混乱和犹豫不决的状态中结束”；美蒋特务还在会议前夕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爆炸事件。尽管出现了种种的不利因素，会议还是如期举行了。
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正式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词，接着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发表演说，说明了亚非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密合作，讨论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讨论民族主权、种族和殖民主义等问题。这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全体会议继续进行，大多数代表的发言都围绕着促进世界和平、经济合作和谴责殖民主义三个方面进行。但在这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也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有的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有的代表提出了所谓“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这些言论在与会者心中留下了阴影。人们担心，这次大会是否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而得不到什么结果呢？特别是因为人们知道：会前各国代表团团长已经达成协议，会议上的任何决议必须全体一致通过！
4月1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走上了讲坛。在分发了早已准备好的书面发言后，他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作了补充发言。他的讲话驱散了几天来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的欢迎和赞扬。当周总理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都纷纷离开座位，同他握手、拥抱，表示祝贺。会议绕过了暗礁，得以顺利进行。
从4月20～24日，代表们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到24日下午，终于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完成了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当日晚间，亚非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大会秘书长宣读了关于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国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决议，当会议主席问有没有人反对这些决议时，全场掌声四起，十分热烈。会议在掌声和欢呼声中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当地时间21点30分，会议主席宣布大会闭幕。亚非会议在中国代表团和许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万隆精神”，对亚非各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3.学术观点
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关系，学术界主要在两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① 关于中国外交的分期。仅就初期而言，一种观点认为：初期是指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任务是巩固来之不易的独立，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从成立到1982年外交政策始终是一致的，即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为根本任务，在对外政策上执行的是以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
② 关于“一边倒”的产生。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种两极制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无法与其中任何一个集团相抗衡，新生共和国对外政策何去何从，这是关系到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的重大问题。因此，新中国必不可免地要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主阵营。另一种观点认为：“一边倒”在保卫新中国及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虽然曾起到过有限度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没有必要去和前苏联结盟，中国没有必要一边倒。“一边倒”不是中国对外政策惟一的和最好的选择，因为它使“我党吃过自封的老子党企图控制我们的苦头”。第三种观点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从外交角度来理解、论述“一边倒”政策。的确，这个政策最初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并列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外交方针。但是，这只不过是浅层次上的含义。其实，在重大的国家政治和国家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上，中苏两国不仅很少有一致的地方，而且后来还发生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导致了国家关系的破裂。从更深层次上说，“一边倒”政策所表明的实际是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锁定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上。
4.图画说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初在莫斯科签订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图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
1954年6月25～2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会谈，发表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一般的关系。本图是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拜访尼赫鲁总理时的照片。左二周恩来，左三尼赫鲁。
中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此图为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前排左起为：李克农、周恩来、张闻天。
5.参考资料目录
① 海父编著：《为什么一边倒》，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
② 李慎之、张彦著：《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谢益显编著：《外交智慧与谋略──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原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李宝俊著：《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 陈宏等著：《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⑦ 解力夫编著：《国门红地毯──新中国外交5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⑧ 张忠祥著：《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⑨《〈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编：《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⑩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杨公素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香港励志出版社2002年版。
孔寒冰著：《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
李捷著：《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姬秉新 孔凡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