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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良：我的“非典型”历史课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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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18 17:09:22 来源：刘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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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典型”历史课堂 |
| 刘道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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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非典型性肺炎让国人折腾开了。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至今仍为出现一例病人，但仍然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大街上在显要位置挂着“非典型肺炎可防可治不可怕”之类的条幅。星期一学校开教工例会，校长亲自主持，中心内容就是如何预防“非典”。办公室里都张贴着有关“非典”的通知和公告。全国上下大有打一场抗“非典”的人民战争的架势，这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和爆发几乎是影响国人生产生活的最主要事件了。
肺炎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相对于经典的大叶性肺炎而言，早期肺炎、支原体肺炎病原体尚未完全明确时，因其表现不够典型而称“非典型肺炎”。该病在去年11月份初起于广州地区，后向全国扩散。学生们由于每天埋头“只读圣贤书”，由于受各种谣言的影响，心头疑惑很多。
作为教师履行着教育教学的义务和责任。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但也是社会公众的一员，我觉得教师应该要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重大社会事件的“知情权”；不仅如此，还可以和现在的课程改革结合起来，做一个研究性学习专题。这样既可以实现学生的受教育权利，还可以提高孩子们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历史教学领域虽然早也开始改革，但由于传统教学的巨大惯性和高考升学率依然存在的压力，有不少教师仍旧沿袭老一套，死抱教材作“课本”。因此，观念的更新靠教师们自己的努力进取，素质教育的关键就在教师本身。在非典型肺炎大流行的日子里，我们完全可以抛开教本，引导我们的学生去关注社会、关心人类的命运。
“非典”原因不明，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说法，我们就有责任帮助学生澄清。但它的流行却跟人的活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媒体早一点介入，并将此事公开透明；如果我们的政府的某些官员多一份安全和生命意识，少一点官僚主义作风，或许就不会造成如此大面积的扩散。
因此，这就是一次绝妙的爱国主义教育机会。在旧中国，由于国民政府腐败，加上一直处于战争紧张军事环境；而且社会经济异常落后，人民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那时危害大众生命安全除了战争就是急性传染病和各种寄生虫病，像钩虫病、姜片虫病、肺吸虫病、血吸虫病、炭疽病、丝虫病、鼠疫、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黑热病、狂犬病、霍乱、伤寒及副伤寒、麻风、回归热、斑疹伤寒、白喉、疟疾、猩红热等。而解放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的关怀下，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仅各种急性传染病可以得到控制和治疗，血吸虫病基本消灭，人民的生活质量极大提高。
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也是历史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实现历史教育功能的重要内容。在“非典”流行的日子里，要让学生知道“非典”不仅在中国肆虐，在整个世界的27个国家也都已经发现。第二次、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交流已经更加频繁。今天，我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大大增多。因此，传染病更加方便地突破地域与空间的限制，使预防控制更为艰难。有资料显示，在近20年全球发现的32种新传染病中，有一半左右已经在我国出现。
同时，历史教育也要引导学生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虽然“非典型肺炎”病因未明，但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讲清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而由此引起的人的病变。
历史教育的能力培养和价值观的教育有时是以批判的面貌出现，但更多的时候应该以正面教育为主。在这场抗“非典”的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政府都忠实地履行着职责和义务，践行着“三个代表”的誓言。胡锦涛总书记亲下广东视察疫情，慰问广大防疫抗病一线的人民大众和医务工作者，他说：“广东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后，我感到很揪心……”。温家宝总理也先后来到北京佑安医院和各中小学，看望医务工作者，指导防治工作，他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于是，国务院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专门小组；中科院也组织专家日夜研究，争取尽快攻克难关击杀“非典”，就在昨天从搜狐等网站传来消息，治疗“非典”已有“藏药”方案；为切实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务院及时调整“五一”黄金旅游周休假方案；每天各大媒体及时公开疫情进展情况，在新闻透明的状态下各种谣言不攻自破，已经跌破道德底线肆意哄抬药价的小贩们也消遁无形……
社会上各种事件中学生们都有了解探究的欲望，作为教师，我们不能关起门窗堵人耳目。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不仅要能够应试取得好成绩，更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这就迫使我们的课堂进行改革，适应着教育发展的要求。新课程标准已经研制定稿，素质教育即将打响攻坚战，但不管如何，我还是坚信“教师就是课程”的理念。前些天，我将我对“非典”的所思所得带进课堂，赢得了学生长时间的掌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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