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的“和谐历程”

博客论坛 → 文化论坛 → 谈天说地  桑  榆

提起北宋文学家苏轼（1036～1101年），也许很多人会想起他的《题西林壁》，他的《浪淘沙》，他的《前赤壁赋》，而我却常常想起那位刚强执拗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年），这两人皆是当时最具才华的诗人和散文家，两人同朝为官之时，不仅在文学上互相匹敌，在政治上更是各持己见，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还被许多反对变法的旧派曾拿来大做文章，把他们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事实上，这两位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于文学中的互相钦佩，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走向了“和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亲”的典型。

苏、王二人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王安石22岁（1042年）进士，初入仕途时，好诗佳文已经传遍朝野，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属于老一辈的富弼、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苏轼呢，更是自幼博览群书，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受到老前辈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志士，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到“此老乃野狐精也”。

就拿以上的材料来看，苏、王二人在文学上是彼此欣赏的，以苏轼的豁达和王安石的正直，两人极有可能成为难得的文友。只惜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见解有着太大的不同，同朝为官，也就注定了两人之间相处的不融洽。此外，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一直有看法，他写了一篇《辨奸论》，将王安石说成阴险狡诈的小人。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同朝官员只有苏洵没有到场哀悼，这件事对苏、王二人关系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苏轼入仕不久，即回乡丁父忧，回朝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可以说，苏轼前半身与王安石的纠葛恰恰就是在两人对变法的态度上了。王安石时任副宰相，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则是动摇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随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司马光一同，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与王安石产生了不少的矛盾。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输、市易等新法后，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宋神宗犹豫再三，召集了许多大臣讨论。而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他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晓苏轼直言不讳的个性，偏偏又站在旧派的立场，当神宗几次准备用苏轼当谏官时，王安石便推荐他做个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而后，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还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苏轼出的这道题，影射了神宗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似的“独断”。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是爱惜人才的。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于是王安石下令调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讯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为虚有，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觉得自己已无法在朝廷中待下去了，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在苏轼外任期间，朝廷中变法派争异乎激烈，由于新派当权，旧派官员纷纷去职，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被迅速提拔，加之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地方官僚集团异化，成了盘剥农民的工具，这一切对新法实施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地方上下一时怨声载道。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久旱，人心散乱，反对派趁机起哄，造谣说这次旱灾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继而，朝中又有人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在诸多压力排挤的情况下，王安石只好罢相。但这个罪名太离谱了，王安石很快恢复清誉。次年，王安石复相。

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宋神宗对变法态度的动摇，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同是变法内部的吕惠卿，把王安石曾写给他几封有“无使上知”字样的信件交给了神宗，给王安石带来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呼声依旧日益高涨，最后连皇太后也站出来了。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的爱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