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绥的学问，一半得自书斋研读，另一半则是靠一双“脚底板”跑出来的。全国各省区，除了西藏，他都跑到了。为了考察今日尚在贵州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中长期保存下来的“傩文化”，他的足迹踏遍黔东北、黔西南、黔西北，深入调查研究了土家族、苗族、彝族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特别是详尽地取得了傩师带着面具举行驱鬼除邪和敬神的一系列活动的第一手材料，除了作文字记录，还摄制了录像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傩文化》(英文版)专著。在撰写《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一书时，他听说河南辉县偏僻的太行山区有俄国传教士建造的东正教教堂，便在大雪中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在山坡的养牛场找到一块大石碑，经过仔细辨认碑文，证实了当地确实有过东正教教堂；为了探究年久失传的哈尔滨东正教的历史，他在北京某研究所的地下室里，从十三麻袋积满灰尘的资料中逐袋寻觅，终于找到了所需的资料。为了了解今天仍生活在河南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情况，他先后二十次到开封访问调查，与犹太后裔生活在一起，观察其风俗习惯，取得了大量以往未知的资料，而且凭借现代医学及遗传学的手段，由寻踪痴呆性黑矇症这个犹太人独有的家族性遗传疾病，找到开封犹太人。胡道静先生称之为“在历史研究中作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探索的范例”。

    张绥在八九十年代研究的课题，往往“都是中国地区的文化人类学的热点，在世界范围内汉学学术界长期以来关心研究的问题。过去的探索成果未能达到深透的程度，一在于文献资料掌握得不够全面，二在于对研究的对象及其地区不曾做过艰苦的、全面的考察访问”。而张绥治学，坚持科学实证的态度，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跋涉万里，调查访问，精详论证，鉴定真伪，取精遗粗，覃思广绎。他的几本专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傩文化》，均为填补学术界空白之作，受到前辈学者王元化、胡道静、方诗铭、汤志钧的高度评价。1990年张绥申报正教授，上述四位前辈均写了充分肯定的鉴定意见，时年七十八岁的胡道静先生用蝇头小字写了满满两页纸，足见道静老对张绥的器重。

    对于张绥的学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前院长杜维明在为张绥申请绿卡的推荐信中写道:“虽然我认识张绥教授只有几年，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深厚的文化背景、融会贯通的知识和对研究事业强烈的奉献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问从大众戏剧一直跨越到神学。他在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和比较学研究上非常杰出。他对中国犹太人的深入调查和研究使他赢得了作为研究中文世界与西方传统文化交流的一位杰出学者的声誉。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犹太人研究的第一流的权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同时研究基督教新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他对宗教全面研究的方法使他能够对宗教信仰组织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换的相关性做出有洞察力的观察。他思想开放、充满热情、富有同情心和善于接受新事物。这些品格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教育者和研究者。我本人从他的广博的学识和个人魅力中获益很大。他是一名具有天赋的学者和知识结构全面的知识分子。”

    1990年5月底，应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教授的邀请，张绥赴台访问讲学，他是上海人文学者访问台湾的第一人。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通行证和一份由辅仁大学李振英教授签署的担保书进入过台湾海关，张绥在台北海关足足等了几个小时，辅仁大学的接机者总算为他办妥了入关手续。访台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三天，却给张绥留下了深深的感触:两岸的百姓本是同根、同源，根本没有必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部分。他深信:共同的历史渊源，一定会使两岸走到一起来的。张绥自2005年以来，原本已疾病缠身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但他并没有在病魔面前屈服，毅然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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