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绥写的这部《中国人的通史》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在书中力图使历史返回真实、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原创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这样两点:一、科学地提出了“人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推动了历史前进”，并将此观点贯穿于全书始终；二、提出了“中华大家庭中的各民族在文化上能够逐渐融合的动力来自各民族都向往和追求文明的结果”。由于这一全新思想观点，因此就能充分科学地认识:“中国境内的各族，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各族之间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曾有过激烈的争斗，甚至战争；各族之间又在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追求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地陆续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中。一批民族融合了，新的一批民族又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批民族融合了，又有一批新的民族走上了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也就因此愈来愈丰富，愈来愈色彩多样。”

    在这本书里，还不时地出现张绥的思想亮点。例如关于“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认为在当时中国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再发达，雇佣劳动力再多，都不可能“质变”成资本主义萌芽。其他如夏、商、周的“奴隶社会”问题，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历史分期问题，如何看待武则天问题，农民起义问题，如何评价李自成问题等，张绥在书中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绥始终认为:“有科学的、真实的、爱憎分明的‘历史’的民族，才可能有美好的明天。”

    一部大书面世了，张绥似乎又找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写作的冲动，他把写作视为克制疾病的“独家秘方”。自从动手写《中国人的通史》后，他每天早上起床后便开始写作，中间除了吃饭，一直要忙碌到下午四点之前。四点到五点的时段，他雷打不动地要到小区去喂养一群流浪猫，而猫食都是他亲手“烹制”的，绝对不要夫人插手。只有晚上，才是他一天的“休闲”时段，因为如果晚上继续写东西的话，就会影响睡眠。

    雄心勃勃的张绥给自己订了一个很大的写作计划:除了修订《宗教古今谈》、《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基督教会史》、《傩文化》等一系列旧作以外，还将全力以赴地续写篇幅在一百万字左右的《中国人的近现代史》(1840年至现在的一百五十年左右的中国近现代史)，他甚至于还设想在两部中国史专著完成后，再来写一部观点全新的世界通史。他孜孜矻矻，大半年的光景就完成了半部《中国人的近现代史》初稿，7月初和学生小聚时，他还委托学生帮忙收集一些有关香港、台湾地区近现代史以及中苏关系史的材料，准备充实到书稿中。可惜上天已经不给他完成壮志的机会了，在与病魔的最后一次较量中，筋疲力尽的张绥没有能够创造逆转的奇迹。8月9日上午8点35分，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部36号楼809病房，张绥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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