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家园不再，古韵犹存

研究齐文化，是书院的课题之一，我每年会去讲些课，带带学生。古代的书院倡导个性化教育，今天我们尝试在做的，也是对现代大学批量教育模式的一种弥补。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需要这样的地方。

网上还传我是官员，事实上我一天官都没当过。作协的职务也不是官员，我要开会的时候才去办公楼。平时就是专业作家，与机关单位没有什么关系。前些时候去香港讲学，有个学者告诉我，香港人得忧郁症的太多了，各个阶层都有。在香港这样的闹市，人们过的是“U形人生”：住在高楼里像住在天上，每天要上班，就坐电梯下来进入地铁，到了公司再坐电梯上去———如此下来上去，循环往复，不像个“U”吗？

我想人这样过一辈子可太亏了，香港的山啊水啊美极了，日本人都坐飞机到香港去登山。我在香港登山四次，每次都只能看到很少的人在登山，因为香港人没时间，忙着在“U形人生”里打转呢。

16岁之前我在龙口，16岁到20多岁主要在栖霞，再往后就是考学和工作，定居在济南。今天再回到龙口老家，并不觉得陌生，因为我在不断地行走，不断地回去，停不下。龙口在我眼中的变化，不是骤变，而是渐变，不知不觉。

现在胶东半岛是整个山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龙口在胶东半岛又是排名首位的全国百强县市，工业设置特别全面，出名的有葡萄酒酿造、粉丝、铝合金、渔业、水泥、煤炭等等。龙口港过去是全国地方港口第一大港，现在的情况不太清楚，但仍然有着发达的水路运输。

这样看来，我小时候的龙口，和今天的龙口似乎不是同一个地方了。儿时熟悉的乡亲，大部分都不在了，和我同龄的小孩子，长大后都到外面闯世界。几经变迁，物不是，人亦非。

中国城镇化的一大问题是农村空了，把农村扒掉，集中起来盖楼，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根基就在乡村，保存传统的愿望最强烈也在乡村，现在村子没有了，人都到外面去住，这个变化是致命的。有人说我们得学西方发达国家，赶紧把农村变成城镇。这是胡扯，我去西方发达国家看过，没有这样子的。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那些小乡村多美啊，没见过扒掉盖楼的。

我回到龙口最伤感的是，农村正在远去，人们离开了，不再养猫、狗，也不再养猪和牛羊，连田野的秸秆还要储藏起来。各种农具，多少年不用的东西，包括老一辈人用的纺织机，都堆放在仓库里。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当然不算文物，却是触手可及的文化。为什么好多人到了城里能安心地住在高楼上，因为他偶尔会想起，老家还有一个房子，那是留存记忆的地方。老家的房子如果没了，城里头那个人也会没了底气，没了根。

龙口人祖祖辈辈还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命名。我们对方言都怀有深切的感情，一个东西在本地叫这个名字，在外地就不叫这个。命名的方式，就是文化生长的方式。

比如向日葵，在龙口叫“转莲”，因为向日葵像莲花一样，又能随着太阳转动。我们吃向日葵瓜子，说吃了“转莲子”，很美。

龙口人说某个东西颜色很白，发音是“敲白”。一件东西好不好，龙口人会问你：“奚好？”这都是古汉语的说法，在龙口至今保留下来。更典型的是，你如果问一个龙口人，能不能做某件事，他会回答“能矣”。

我还记得有些龙口的老太太，一个字也不识，吃饭的时候尝一口，说声“甚好”，然后问别人：“你啖饭了？”旁边有小孩子哭闹，老太太举起拐棍吓唬小孩：“我打你何如？”

这样的语言让我心醉神迷。命名的规则还体现在地名上，铺开龙口的地图，你会看到每个地名都有故事。有个地方叫“撇羊”，几乎可以肯定，当年有过一只羊被忘在那儿了，被撇下了，所以叫“撇羊”。还有“灯影”、“妙果”，这些名字慢慢都会消失。村子搬走了，盖上了楼，原来那个地方也许还叫“妙果”，不久也会换上更现代化的名字。或者名字留下来，原来的村民搬去新的地方，他们还会说自己是“妙果人”吗？

想想看，这些损失太大了。精神家园不再，没有人替我们的民族文化做点事情，只会搞城市化，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说白了，无非就是看中人家的地了，你爱农民吗，爱农民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自己家里？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多出一个电视机，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我甚至认为电视机也让农民更痛苦，里面演城市里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你过去不知道，知道了就心理不平衡。还有很多低俗的节目把孩子们教坏了，以前农村的人哪有随便在街上亲吻的？现在都乱七八糟。

这是精神上的痛苦，你可以说物质丰富了，但是人们更加寂寞。那么物质上他们没有痛苦吗？土地被占了，空气和水都遭到了污染，现在去哪里找几条干净的河流？他们的电视和冰箱来得并不容易啊，几乎是用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是大多数底层的人不能从中受益，我看这种发展还是需要质疑的。

所以我还是会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丛林。我也许不在高原，我在路上。

采写/本报记者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孙纯霞　资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