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勇气与黑色幽默的味道

假拍问题，是国内艺术品市场上一直存在的恶习，是人人厌弃的老鼠屎，这是不争的事实。它直接危害到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坑害收藏家，令中外正直的人们所诟病。然而，由于假拍事涉买、卖和拍卖公司三方或者其中的两方，因为利益的干系，他们手段隐秘，外界很难求证，打假行为就变成了十分艰难的苦差事。而担当社会舆论监督的中国媒体，其实一直在与假拍行为作斗争。我本人也参加过这样的打假行动，然而遗憾的是，成功的打假行为，往往拍死的都是“苍蝇”，所以对阻止艺术市场假拍行为的威慑力毕竟有限。

北京的《华夏时报》这次成为了真正的打虎英雄。他打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贵的艺术品；调查的对象是中国拍卖业的新晋状元北京保利；剑指的是人人厌弃的老鼠屎——假拍问题。在这个出发点上，《华夏时报》担当起了社会舆论监督的责任，理应赢得人们的尊敬。

作为一名行业的记者，我对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抱以尊敬的态度。理由如下:

1.他在采访这一事件时，腿脚勤快，反应敏捷，甚是用功。他调查的范围比较广泛，从行业内幕人士、资深人士，到工商局，也采访了北京保利公司本身，甚至还调查了相关人员的背景。

2.他在采访的方法上，有板有眼，合法有据，看似滴水不漏。据我所知，记者要想得到工商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比较麻烦，最好的办法是聘请律师介入。从这篇报道上观察，他们显然邀请了律师的参与。

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从《华夏时报》很快得到北京保利的回应，然而没有。

我觉得不能让《华夏时报》孤军奋战，于是也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前往北京保利采访，询问有关《砥柱铭》拍卖及税款事宜。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陈零初先生立即向我出示了该公司代《砥柱铭》卖家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存根。存根显示，计税金额为3.9亿元，税率为2％，实缴税金780万元。我指出，为什么要把纳税人身份信息用胶布蒙住？陈零初先生解释说:“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北京保利有义务为当事人保密。”

同时，陈主任也坦陈，“购买《砥柱铭》的货款并没有全部到账。因为4亿的资金量，对于任何收藏家个人或机构，都需要一定的筹款时间，我们已经与买家达成了付款的协议。”对于大标的拍卖品的分期付款，是行业惯例，中外皆然。

所谓《砥柱铭》“假拍”风波的真相，却原来竟是如此的简单明了，因为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在《砥柱铭》的拍卖活动中，就根本不存在“假拍”！

针对《砥柱铭》拍卖的打假，又让我们感受了一次黑色幽默。

一次有严重瑕疵的新闻质疑

回头再读《华夏时报》的相关报道，发现疑窦丛生，我以为需要媒体反思的地方实在不少。

1.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来源，媒体一定要履行切实核实内容的义务，不可偏听偏信，否则就容易产生误伤现象。而这篇所谓的“打假”《砥柱铭》的报道，基本线索几乎全都来自于类似“业内资深人士”、“业内人士”、“内幕人士”这样像影子一样的人物。事实上，混迹于艺术品市场里的所谓“业内资深人士”比比皆是，他们道听途说，然后添油加醋，凭空想象，胡说八道。甚至有些利益相关者的攻击性言论，记者更应该小心求证，一旦偏听偏信，就很容易给那些合法的经营者造成严重伤害，而《砥柱铭》“假拍”风波就属于这类事故。

2.舆论批评首先要对事不要对人，等到把事情调查清楚了，你再揪出造假的人也不迟，而不要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你就先来一闷棍，打了你再说。这样很容易给那些无辜的人造成伤害。这也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比如在这篇打假文章中，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保利执行董事z先生，说他“精于谋算、作局”，甚至还扯到了他的父亲。其实谁都知道，这位z先生就是赵旭。事实证明，保利拍卖《砥柱铭》并没有“假拍”，而如此这般含沙射影地指责赵旭先生，的确不应当——且不说赵旭没有参与这次“假拍”，假使真的参与了，也与他的父亲无关。

3.打假批评报道，一定要适时适度，否则很容易给同行业造成不必要的猜忌和伤害。如今的拍卖企业，利益攸关，竞争激烈，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样一篇错误的打假报道，往往让人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受了利益相关方的蛊惑？我愿意相信这不是事实，而是记者出于肩负社会监督的责任心使然，但是从结果看，良好的动机与实际效果背道而驰，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幸好，由我国著名财经名记水皮先生担任领导的《华夏时报》，及时发表了后续报道:《北京保利澄清“假拍”说》，表明了保利拍卖《砥柱铭》并没有“假拍”的事实。亡羊补牢总是件好事，但由此给保利带来的伤害、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不会到此为止。 （孙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