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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传义和团能避敌人枪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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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9-29 11:09: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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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措置，自然是攸关国家和臣民命运的事情，其“重要性”皆不言而喻，人们即使仅从自身的安危祸福计，对此也不能轻忽。就相关信息条件来看：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发展犹如地冒天降，它对自己的“神异”又竭力进行舆论张扬和行为炫示，极易令人陷入迷惑难解的信息情境；而军情作为特殊信息，一般不会向外间尽实披露，何况在当时的乱局之下，真确信息渠道自会愈加阻滞；清廷政事方面，常规的信息传达本就受到窒碍，而在特殊关头，当政者较平时自然更多隐讳和故意淆乱。信息环境整体恶化，正常通联渠道壅滞难畅，遂有“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佚名：《庸扰录》）的畸态怪局。
在上述条件之下，传闻能够盛行，还与公众对相关信息在辨别和批判能力方面的缺陷密不可分。这一则是囿于公众的文化素质和认识水平，再则也取决于特定情势下的社会心理状态。以关于义和团的神秘传闻情事为例，试想王公大臣乃至慈禧太后尚且曾信实和利用义和团“神术”（绝非纯然的“政治策略”，部分也是由于“文化蒙昧”），“蚩蚩小民”对此信传又何足为怪。况且在“事变”情势下，迷乱、惶恐和危机的社会心理弥漫，更会大大削弱和障蔽人们理智地辨别和判断信息的能力。义和团不但将其宣传品广泛散播，而且附上“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见字不传，必有刀头之罪”（北京义和团：《增福财神李告白》）之类的警诫。“从众”成为当时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心理反应，一听传闻，“人人附合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这显然是造成传闻盛行的重要因素。
三、效应评说
庚子事变与当时京城的相关传闻，自然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但它也会反过来影响“事变”形势，譬如说强化迷乱、惶恐的社会氛围。像在义和团神异传闻的刺激下，“大众喊嚷，令家家户户烧香”，遂造成“随声接应，犬吠人腾，一夜数惊”的局面。一日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佚名：《庸扰录》）。再如，传言洋人对“官宦之家，及在官人役”，“皆欲一概杀绝”，致使城中“各巷无论仕庶商贾，俱将官衔、堂名、门对，尽行刮洗干净”。
当然，有些传闻或许也能起到激发同仇敌忾情绪和鼓舞人心的作用。譬如，对义和团“神术”的信传，会在舆论上强化对义和团“非凡”威力的认定，从而吸引更多的顺从和归附者，同时又能激起“仇教灭洋”的情绪。一种当年六月十五日（7月11日）的记事记载：“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妇老幼，人人鼓舞欢欣，随声附和，愰动街市”。这种宣泄中尽管不免夹杂一些盲目排外成分，但也反应出人们的反侵略诉求。然而无论如何，义和团的“神术”灭洋毕竟经受不住事实的验证，一旦真相揭明，相关传闻原有的“鼓舞”效用自然也就随之丧失。
不管怎样，传闻也在“信息资源”之列。需要明确，所谓“传闻”，作为一种真假莫辩的信息，并不一定完全虚假，有的也可能包含真实成分甚至大体真实，只是当时尚无法证明而已。譬如上面举及的关于清军京郊败退、“洋兵”入侵城中的传闻，尽管具体细节上多有出入，但所反映的那个大致时间里的基本军情毕竟不虚。再如，关于拿问某亲王及数大臣的传闻，所记时日，是在许景澄、袁昶被杀之后三天和立山、徐用仪、联元被杀之前十来天，正处于清廷掌权者镇压“反对派”的血腥恐怖笼罩朝野之际，相关传闻纵然事体不确，也属事出有因。至于传说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受命议和，虽说当时李鸿章尚未到京，但嗣后负责议和者确系此两人。而关于慈禧太后一行逃亡情况的传闻，则基本符实。相比之下，关于义和团的神异传闻的虚假成分最多，“智者”从情理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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