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既然谈的大多是生活上的事情，为什么给这部书起名为“大国学”？

蔡德贵：书中讲的很多内容虽然看起来以季老的生活为主，但我认为其中都体现了季老的“大国学”观。

2006年前后，国学开始热起来，季老和我常常谈及此话题。关于国学热，具体是怎么热，哪方面热，季老很关注。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季老觉得这个定位是偏的。在他看来，儒学顶多是汉学的一部分，而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贡献，不唯汉族独有。因此，仅仅把儒学看作国学，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否定之嫌。特别像满学、蒙古学、藏学、纳西学等，在过去的国学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季老一直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应包含在国学之内，真正的国学应该是是包含56个民族文化的“大国学”。这是他高瞻远瞩之处。

记者：书中提到《大国学》这本书只是季老口述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分在您所记录的这75次所有口述史材料中占多大比重？是如何选取的？剩余的材料您打算如何处理，有继续出版的计划吗？

蔡德贵：目前这本书有41万字，是我记录下来的季老75次口述史的一半。出版时选取材料的原则就是主要围绕“大国学”的主题，其他无关的东西都没有收录在内。关于剩余的材料，内容涉及季老生活的一些具体方面，比如遗产分配等等。这可能是社会上一些人的关注点，但我不关心这些，所以如何处理、是否成书还没有计划。

记者：这本书凝聚了季老的心血，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还有遗憾吗？

蔡德贵：我最大的期许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学术界对“大国学”的重视，并有人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其实现在已有人注意到了“大国学”的研究，比方说，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但如何建构还未有人提到，没有展开。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国学研究的局面将大不一样。

我跟踪研究了季老15年，还编了一部《季羡林年谱长编》。因为要去美国访问，2009年6月16日，我最后一次为季老做笔记和录音。当时我和他说，等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把年谱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然而等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就离开了。我去美国前给季老念过年谱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些细节过去很少被人关注，季老听了也觉得很惊喜。如果再多些时间，把这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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