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刚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俄国人——因为中东铁路开筑了。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其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已经呈现失控的状态，当年的哈尔滨贫民聚居区傅家甸尤甚——两万人，死掉了5000人。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来了。他在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是甲午海战英雄的后人。他到达哈尔滨后，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尸体解剖等系列科学手段，判断此地流行的是肺鼠疫，这种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后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对患病者厉行隔离，调动陆军实行封城，及至焚烧疫毙者的尸体——虽然清王朝已是暗夜中一盏残灯，但摄政王载沣难得的一次开明，下旨焚尸，使东北鼠疫防控现出曙光。
迟子建称，伍连德的实干、载沣大难前的果敢让她动容，甚至对一个已成背影的朝代——满清的“暮年”多了一份敬意。但更让她浮想联翩的，是史料中很难找到名字的百姓的命运。“我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视野。我甚至自己绘制了那个年代的哈尔滨民间地图。在彼时街巷中穿行的人们，同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却带着各自的生死观，会是怎样的际遇呢？那一刻，我有了‘复活老哈尔滨这一段历史’的冲动。”
“相信2012不会到来”
不止一篇文学评论在评介《白雪乌鸦》时，拿加缪的小说《鼠疫》与之作比。迟子建说，没有什么可比性。“一个是西方的关于鼠疫的故事，一名医生的力量决定一切；一个是中国人关于鼠疫的故事，里面是一群人的力量。在疾病和天灾面前，中国百姓的隐忍、坚韧，没有人能忽视它。一个个个体的坚韧，构成的群体的坚韧。灾难是人性的试金石。我试图用文学的手段，把置身灾难之中的中国人的活力、死亡阴影之下的不屈、对温暖、对生存永恒的渴望呈现出来——尽管写得有点苍凉。”
提及同样描摹灾难的电影《2012》，迟子建称没有看过，只听说是一部很惨的片子，“一个西方的预言，关于人类要毁灭了的说法”。她不清楚影片里灾难来临时那些人与人之间拙劣的交易，尽管写了鼠疫这类大灾难，她也毫无“末世情结”。“死去的人死去了，活着的人依然活着。”她赞许的是，“灾难性的时刻到来与否，我们无法决定；但那一刻之前，人是否笑着，爱着，我们是可以决定的。”她相信的是，“2012不会到来”。如此迟子建，写灾难都写出温情和暖意，可生活并未因此厚待她。只不过，所有的“难”，由她自己说来，都是淡淡的。发表处女作《北极村童话》时，父亲走了；写出《伪满洲国》后，爱人走了；写作《白雪乌鸦》时，外婆又走了。“外婆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儿时在北极村，她给我讲的鬼怪故事，是我的文学启蒙。”
言及此，迟子建说：“真是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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