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本书凝聚了季老的心血，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还有遗憾吗？

    蔡德贵：我最大的期许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学术界对“大国学”的重视，并有人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其实现在已有人注意到了“大国学”的研究，比方说，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但如何建构还未有人提到，没有展开。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国学研究的局面将大不一样。

    我跟踪研究了季老15年，还编了一部《季羡林年谱长编》。因为要去美国访问，2009年6月16日，我最后一次为季老做笔记和录音。当时我和他说，等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把年谱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然而等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就离开了。我去美国前给季老念过年谱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些细节过去很少被人关注，季老听了也觉得很惊喜。如果再多些时间，把这部年谱和口述结合起来，应该能挖掘到季老身上更多的东西。而现在这一切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有很多东西未及记录下来就都随着季老的离去而被带走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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