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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辞官原因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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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20 11:52: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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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但渊明辞官明显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敛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谤言之苦而辞官。所以此说也很难站得住脚。
为了理解陶渊明为何辞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督邮为郡佐之一，“汉有之，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曰：‘今日始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由此我们知道，督郡属监察官，职掌监察属县长官，依法控告，鹰隼击杀，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
其次，我们要了解一下陶渊明出仕的目的。各种材料都表明，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通过担任地方长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为惯例。《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说皇帝因其弟张恕有功，要以恕为晋陵郡太守，张岱的答复是“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此事一则说明南朝高门耻于实务，二来说明担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顾贫穷者的一个门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也曾因为家境贫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一个地方长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并不容易，同样是请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担任太常的陶夔）之后，才得到这个职位。很显然，这绝不是因为郡县守令傣禄高，而是因为地方长官获得外快的途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经合法化了。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陶渊明出仕之前十分贫穷，“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年《陶征士诔》），“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归去来兮辞》序）。这种状况在他出仕十年之后并未根本性的好转。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还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此时是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出仕已近十年。为什么呢？因为陶渊渊明以前担任的都是州郡或者军府的僚佐，无论是江州祭酒还是镇军参军、建威参军，都不是肥缺，类似于现在的工薪阶层，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尔所得的赏赐。但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以后，他的境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是“僮仆欢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车有舟：“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过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光靠官俸收入显然是不够的，肯定还有一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在陶渊明任官期间尚未合法化，这也就是陶渊明在督邮来检查工作时辞官归田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督邮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话，那就要真的成为严霜之诛的对象，受乡里小儿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可知道义熙末年官府征其为著作佐郎，陶渊明为何不就。因为著作佐郎同样是工薪阶层，无助于彻底脱贫。
职掌监察又以严厉闻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县，地方官吏闻风而逃的事例，在汉晋之时比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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