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玄学/清/清省/清丽

    “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哲学意义上的“清”主要指的是“气”之清浊的“清”，由此延伸到人的道德和才性之“清”，进而转化为审美艺术之“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思潮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玄学本体论问题上，玄学家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因而“贵无”，主张以无统有，崇本息末。对于“无”的理解，玄学家主要吸取了道家之“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缥缈，而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存在方式，含有不受人工束缚、自然随意的意思。这一时期的美学，主要受自然之道的影响而形成了以自然为美的审美倾向。但是，在对“自然”的理解上，玄学发展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弼和郭象的观点却有一些差别，由此导致了魏晋与南北朝尚清审美趣味的细微不同，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
    “清谈”对审美的影响更加直接。当“清谈”从玄远的哲学思辨转变为极具感性色彩的审美活动，“清谈”实际上已经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艺术为中心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审美理论充满浓郁的尚清色彩，从宗炳画论的“澄怀味象”，到嵇康乐论的“声无哀乐”，再到陆机文论的“清省”，无一不浸透着玄学的滋养。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1] (P117)。可以说，审美之“清”是玄学思潮和士人“清谈”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清谈”关于“清”的内涵界定——对现实的超越和自由的精神，沿袭了“清谈”中“清”的形式要求——简约、整饰；另一方面，审美理论的演进也与玄学思潮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
    本文专论魏晋南北朝文论之“清”而不涉其他审美领域。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文论特色概括地说即前期以“清省”为主，后期以“清丽”为主，可以陆云的“清省说”和刘勰、钟嵘的“清美论”为代表。

    一、魏晋文论之“清”：清省

    玄学家王弼对“自然”(无)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素朴”。他说：“夫素朴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隐……故素朴可抱，而圣智可弃”(《老子指略》)。“素朴”就意味着本色，意味着自然的原始状态。他又说：“大美配天而华不作”(《老子指略》)，说明自然之道是排除“华”的，即排斥“丽”的，也就是说，王弼认为理想的美的形态应该是朴素的、清淡的。王弼的思想对这一时期重自然、反雕饰的审美创作和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创作而言，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思想核心是崇尚自然，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的“自然”思想，包含着对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摒弃，与阮籍和嵇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没有系统的文学思想，但其创作典型地反映了玄学之“清”的境界：内容的超凡绝俗和语言的纯净质朴，比如我们熟悉的这些诗句：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田园居五首》)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读着这些自然清新的诗句，说不出哪一句或者是哪个词特别的优美华丽，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整体的艺术境界的美，而不以词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种美来自于陶渊明人格的清淡、冲和，来自于他“抱朴含真”(《劝农》)的人生原则。齐梁文论中，对陶渊明诗歌评价较高的钟嵘和萧统，他们都比较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钟嵘评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诗品》)萧统评曰：“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萧统：《陶渊明集序》)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就是清新简省，“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就是性情笃厚，不随波逐流，兴之所至，发而为诗。“素波”显然是指陶渊明诗的质朴少文，却能抒写旷达直率的胸怀。
    较早在理论上阐述朴素、清淡之美的是陆云。陆云是陆机的弟弟，他们都是西晋文坛上著名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又说：“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可见，陆云在品性上均有“清”的美誉并长于论辩，显然与当时玄学的“清谈”之风有关。他留下的三十五封与陆机探讨文论的书信《与兄平原书》，在文论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学理想的萌芽，这就是清新自然的美。
    陆云论文的标准是“清省”。如他自己所说：“云今意视言语，乃好清省”。后人对此也有共识，如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说：“士龙与兄书，颇贵清省。”“清省”就是通过简洁的文辞“省”，而达到鲜明纯净的艺术境界“清”。其中“省”为“清”的条件，“清”为“省”的结果。陆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诗文应以“清省”为标准。在《与兄平原书》中，凡具有“清省”之美的作品就得到他的赞许，即使这些作品有些不足，比如：
    “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
    “此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
    “《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靡靡清工，用辞纬泽，亦未易，恐见未熟视之耳。”
    对于文辞繁芜、不够简约的作品，陆云则提出批评或修改意见，比如：
    “《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
    “《答少明诗》亦未为妙，省之如不悲苦，无恻然伤心言。”
    “文章诚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谓此为足。”
    不难看出，要求文辞省净的意思非常突出。当然，陆云也并非一味地反对辞藻，认为作品越短越好，关键是看情感表达的需要。《楚辞》情深文长，却被陆云称誉为“清绝滔滔”。对于陆机一些“高远绝异”的文章，陆云十分欣赏，认为“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不以言多为烦，反而认为“省”会失去其妙处。这就是陆云提出的“先情后辞”的说法：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
    “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视仲宣赋集，《初征》、《登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
    在陆云看来，如果以情感的抒发为基础来遣辞造句，就会出意自然，清省不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情省无烦长”。这就使得陆云的“清省”说具有了深刻的内涵。
    此外，在如何使文风“清省”的问题上，陆云还提出了“出语”的说法，所谓“出语”就是警句，他要求一篇文章或一首诗中要有形象鲜明、引人注目的好句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读者，引人入胜，即文辞少而精，才能做到“清省”。否则，文辞只是简约但不够精辟，读来感觉平平，即使“省”也不会“清”。所以他说：“兄文不复稍论常佳，然了不见出语意”，又说“刘氏《颂》极佳，然了不见出语耳”。由此可见，陆云的“清省”说，并不只是对文辞的要求，而体现了一种更高的审美理想，即要求创造清新自然又鲜明生动的艺术境界。
    陆云提出“清省”说，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作为清谈名士简约、含蓄的个性外，还有玄学“言不尽意”论的直接影响，以及他对时代审美风尚的深刻反思。玄学论辩中崇本息末的本体论思想在言意之辩中形成了“言不尽意”的说法，因为“意”代表着“本”，而“言”代表着“末”。陆云的“清省”说，就是主张用尽可能简约而鲜明的语言，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情意，从而达到应有的审美效果。
    繁缛文风，自汉而起，到东汉末年已有愈演愈烈之势。三国时期，在曹操“尚刑名”的思想以及他本人文章风范的影响下，繁缛文风得到了扼制，如鲁迅先生所说：“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又说：“清峻，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2]。这种注重情感表达、自然简约的文风，被刘勰誉为“建安风骨”而大加推崇。正始时期以阮、嵇为代表的文风，受老庄、玄学的影响，仍有“清”誉。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曰：“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然而西晋时期，繁缛文风又有抬头，陆云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在他的文论中表示了对此的不满与批评，这无疑是积极的。①
    同一时期的陆机和稍后的刘勰与钟嵘在他们的文论中，都程度不同地继承了陆云的“清省”说并将其发扬光大。陆机的创作虽有其弟所谓“绮语颇多”的弊病，但在文论的探讨中，《文赋》的基本倾向却是要求言简意丰，与陆云的“清省”说相一致。在言辞与情意的关系问题上，陆机认为根本之举应以意为干，以辞为叶，这样才能驾简驭繁、文风清省，即“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反之，必然是舍本逐末，导致有意堆砌的弊病。陆机以情为主的提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同时也与他“诗缘情绮靡”的说法是一致的。文学既以抒情为宗旨，自然情感的真挚动人是最重要的。
    齐梁时的刘勰和钟嵘，使陆云的这一审美理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把“风清而不杂”作为文风的总标准提出，实际上就是“清省”的意思。他的《文心雕龙·情采》是关于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系统论述，可以看作是陆云“先情后辞”原则的全面展开。刘勰的基本观点是文质并重、情采统一，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情对采的主导作用。刘勰并不否定辞采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文采，他认为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创造的产物，本身就应该具有美的形式，只是美不应该脱离内容而已，即“文附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文辞的美要适度，才能更好地表达内容。刘勰认为，凡“为情而造文”者，必情感真挚动人，语言则长短适度，有“要约而写真”的美；而“为文而造情”者，必削足适履，文章自然“淫丽而烦滥”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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