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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陶渊明讨论和研究的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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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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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公元365—427)，字渊明，或曰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历仕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中年辞官归隐，躬耕自资，最后寂寞地死去。陶渊明的时代，文坛上滋长了虚华浮艳的形式主义风气，旨归老庄的玄言诗和寄情闲适的山水诗风靡一时，而陶渊明却能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和散文大师。随着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影响的扩大，后世对陶渊明的研究也始终不辍。五四以来，朱自清、陈寅恪、朱光潜等先生，对陶渊明皆有较深入的探讨，在史料、艺术技巧、风格诸课题上作过有价值的发掘与论析。鲁迅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在魏晋文学的精湛研究中，也对某些学者曲解陶潜的论点，曾予以尖锐批评，提出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为陶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陶学方兴未艾。广大文学评论工作者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古代作家作品，陶渊明的研究取得可喜成绩，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陶渊明始终是一个引入注目的“热门”作家，在报刊上开展过多次讨论，可谓盛况空前。兹将建国来历次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主要围绕《陶渊明传论》一书的讨论
一九五三年上海棠棣出版社的《陶渊明传论》(张芝著)问世，这是解放后第一部陶学专著，在古典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招来一系列批评，持续达四年之久。五四年六月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首先发表阎简弼《读<陶渊明传论>》一文，指责著者“从血缘上判断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不科学、不十分可靠的。所以陶渊明的忠不忠于晋应该看他自己的言行，不必绕弯子从陶侃、孟嘉那里找根据。而且只要细心地读一读陶渊明的诗文，就可以明了他之所以崇拜他们绝不是张芝先生所说的‘不忠’与‘附逆’；而恰恰相反，他是把他的这两位先辈看成品德高劭的忠良的”。对此，著者一度撰文反驳：“阎先生似乎认为要么陶渊明忠于晋室，要么不忠于晋室，而不能既不忠于晋室而又抱有同情，但我认为恰是虽不忠于晋室(就桓玄事件言)而仍同情(就刘裕事件言)，这才是陶渊明对于当时政治事件的具体态度。阎先生认为‘同情’和‘忠愤’只是两个不同的词汇，他不理解这是代表客观事物的两种不同态度。对问题一刀两断是容易的，但我们不是更要求恰如其分么。”[1]此后，报刊上仍不断有对该书的批评。如刘国盈《试谈陶渊明》指出：“陶渊明的这种怀古情绪，是极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生活在动荡不定、饥寒交迫的时代里的农民，他们最想望的就是能过那“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的没有剥削、没有战争的安谧生活，而诗人的诗篇恰恰就反映了人民的
这种愿望。张芝先生《陶渊明传论》一书中提出陶渊明的这种‘怀古情绪’是‘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没落情感’。据我看张先生的这种论证是不大充足的。因为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思想是否能够实现来判断其进步与落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检验一下这种思想是代表着什么人的情绪。”[2]易润芝《试论陶渊明》批评“张芝先生‘没有从认真研究陶渊明的作品入手，来评断他的思想与价值’，这确是《陶渊明传论》的主要缺点”。[3]叶鹏《论陶渊明》指责“张芝又证明，陶渊明的苦闷和躬耕生活的真正政治原因，是桓玄政权的流产。张芝的这一论断，说明了他始终还没有跳出所谓陶渊明对某一政权的个人依恋的偏见”。[4]郭预衡《评<陶渊明传论>》指出，“传论”中的陶渊明，是没有任何伟大之处的。这种评价我们当然不能同意。陶渊明在历史上的诗人地位，是个客观事实，不是任何人能够随意歪曲的。首先，从政治倾向来看，陶渊明基本上是倾向劳动人民方面。……其次，从陶渊明的思想倾向看，他基本上是采取了儒道两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而扬弃了某些消极因素。”[5]
这个时期的陶学研究，除关于《陶渊明传论》的争论外，其他问题亦存在不同意见，如李周存《对<论陶渊明>的一点意见》就认为叶鹏关于道家思想对陶渊明世界观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提出：“道家的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无疑的给他的作品现实主义基础以很大的腐蚀，对这位天才来说是很可惜的。我们可以假定，如果陶渊明不是受道家消极思想的支配，那末，他就可能不会在这时候写的作品‘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悲剧不相称’，而很可以写出惊心动魄的人民性极其强烈的现实主义作品来的。”[6]俞启祟《陶诗“忠愤”说新证——陶渊明爱国主义的新探索》批评叶鹏这样一种论断；“在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中；看不到一点民族苦难的影子。”[7]指出“只有从爱国主义精神这个方面来理解陶渊明诗‘忠愤’这一部分，我们才能钻研出这些诗真正思想性之所在，才能理解这些诗为什么感动并激励着无数的人，也只有从这个方向去理解陶渊明，我们才能探索出构成陶渊明整个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忠愤’和构成陶渊明全部作品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豪放’、‘慷慨激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陶渊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针对缪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附论东晋南朝地方官俸及当时士大夫食量诸问题》[9]一文，张志明写了《对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的商榷的意见》[10]；针对谭丕模《论陶诗》[11]一文，汪浙成写了《对<论陶诗>一文的意见》[12]；还有古直《陶侃及陶渊明是汉族还是溪族呢?——与陈寅恪教授商榷所谓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渊明亦出于溪族的结论》[13]等，所有这些讨论文章的发表，对推动陶学研究的发展，皆很有裨益。
这个时期出版的陶学专著有《陶渊明集》(王瑶编注，五六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为了方便读者，该书所收诗文分别按时间顺序编排，并对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书首《前言》对陶渊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了比较全面而中肯的评论，不仅可为初学者指示读陶门径，对研究陶学的专业工作者亦颇有参考。
二、一九五八年开始的陶渊明问题大辩论
这次辩论起源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在编订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和讲稿时否定了陶渊明，认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这一评价在该校中文系的师生中引起各种不同反应。为此，该校组织中文系二年级全体同学和该校古典文学教研组全体教师、研究生等二百五十多人举行科学讨论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他们的分歧意见，引起社会上更多人士的关心，纷纷投稿，截至一九六〇年三月底，《文学遗产》编辑部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文章二百五十一篇，约一百二十四万多字。参加讨论的文章大体可分两大类，一是对陶渊明基本上予以否定的，居少数，一是基本上予以肯定或全面加以肯定的，居绝大多数。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如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二班第一组集体讨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提出：“我们认为陶诗中虽有少数较好的诗，但却没能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哪怕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大多数的作品是无意义的，葚至粉饰了现实。所以我们说陶诗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陶诗不论在当代还是对后代，都是起着引人走向消极道路的促退作用。”[14]赵德政《对于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浅见》提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绝不是原因，其原因应在于他爬不上去。如果能够爬得上去，他不但不辞官，更不会隐居田园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几次出仕几次归隐上。……陶渊明辞官归隐正说明他不敢正视现实，也说明他做了现实斗争中的逃兵，他从此隐居田园，企图逃避现实。因此，这只有消极因素，而无丝毫积极因素。”[15]张连喜《退隐是有“积极意义”的“反抗”吗?》[16]与赵文持相似批判态度。对陶渊明抱基本肯定或全面肯定的文章很多，如曹道衡《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认为陶渊明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无可责难：“在他的作品中，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问题在于反映的方法。陶诗是抒情诗，这必须结合抒情诗的特点来考察。……他写的虽是自己的苦况，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关于《桃花源诗》，该文认为：“这种光辉的主张(指“靡王税”)，显然是古代遗产中民主思想成分的结晶，是劳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通过进步知识分子的笔尖公开的流露，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关于陶渊明的写景作品，该文认为“其中有一些，虽然是写景，也寄托了作者的志趣。……体现了作者反抗现实的决心，当然会有价值。另外一些诗，则不一定寄托了多少反抗意识，但诗人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写出了大自然富有诗意的形象，能够给予读者以美感的享受。”该文最后的结论是：“陶渊明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当然，他也有局限性，例如，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有人生无常的思想，有时也不免有消极的生活态度。”[17]张志岳《读陶三论》，一论归隐，指出“陶渊明以一个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依附门阀大地主政权转变为坚决的不合作，归隐农村，这是他走向人民的第一步，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二论“金刚怒目”与“静穆”，指出“陶集中‘静穆’部分的作品，在实质上仍是反抗因素的作用来支配的，‘静穆’只是它的外表，当然，我并不是因此连它外表的‘静穆’也加以赞美。……陶渊明作品的现实意义是比较鲜明的，在某些方面也已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和魏晋南北朝的作家相比，应该说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三论陶渊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格特征，认为“主要表现在：一，体现在劳动生活的题材上，二，体现在对乡村景物的描绘上，三、体现在语言的朴素、精练上，四、体现在情、景、理交融的手法上。”[18]北师大中文系五七级陶渊明研究小组、古典文学教研组《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在分四个阶段全面地分析了陶渊明的思想发展之后指出；“陶渊明思想主流是进步的，积极的，另一方面又有较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表现了逃避的、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陶渊明的人生观是复杂的矛盾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满当时政治，抱有理想，想改变现实，而在黑暗现实面前又感到无能，从而想逃避现实的矛盾。全部陶诗差不多每一首都贯串着这个矛盾。我们从这些矛盾的后面，可以曲折地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关于陶渊明的影响，该文认为其“作品对后世发生着不同的影响。他生当社会动乱、政治腐朽的南朝晋、宋之交，而能‘贞志不休，安贫苦节’，始终保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贫’的态度，过着困穷的生活，这就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不与世浮沉、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榜样。……陶渊明诗文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行列中的人，也有使他们‘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贫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所写的那些归隐生活和散发着消极的与世无争的思想的作品，也成了后代逃避现实的文人的麻醉剂”。[19]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论述陶渊明的思想及其作品的人民性时指出。“他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里，一个有才干，有自己的意志和理想，不屈服于现实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个形象概括了西周以来包括屈原、贾谊、左思等[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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