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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陶渊明讨论和研究的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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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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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直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陶渊明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深刻揭露，对当时封建社会的否定，提出符合人民愿望的伟大理想。陶渊明不但在作品中揭露与批判黑暗的社会，而且在行动上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管是统治者的拉拢、诱惑，还是饥寒交迫的逼迫，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不能使他放弃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正是陶渊明伟大之处。”关于陶作的艺术性，该文指出：“我们可以对陶渊明作品的艺术成就的理解有了初步的轮廓，无论是‘遥逢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无论是‘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无论是傲首凌霜的，无论是金刚怒目的，都是诗人的真实本色。这本色与他的农村生活就形成他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与似若平淡而又难以企及的诗歌语言。”关于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该文指出。“陶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它是六朝进步文学的代表，是反对形式主义的中流砥柱，又是唐代诗歌高潮和散文革新的先驱，并对以后各个时代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主要是好的影响，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20]
这次大辩论告一段落后，《文学遗产》编辑部将部分来稿汇编成《陶渊明讨论集》(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该书《前言》着重从五个方面对这次全国规模的大讨论作了小结：(一)对陶渊明的总评价：“在讨论开始时，有不少人认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但也有人认为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诗人。有人说他是浪漫主义的诗人，又有人认为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诗人，而同时又是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色彩。有人称他为伟大作家；可是也有人认为他只能算是杰出的作家。”(二)对陶渊明归隐的分析与估价；“有人说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表现。有人不同意上面的意见，认为陶渊明的归隐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是一种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有人从而再做进一步的肯定：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手段。他的这种行动，对人民有利，对封建王朝不利。而有人却提出，不应对陶渊明的归隐评价过高，认为他的归隐乃是一种个人明哲保身的消极思想和妥协行动，但也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不与封建统治阶级合作的因素。”(三)陶渊明作品反映现实的程度和方式问题：“有人说陶渊明把灾难深重的农村描写得那样恬静、舒适，这是用地主阶级的眼光给痛苦的农村生活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掩盖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本质。但也有人认为陶诗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现实。东晋与宋齐时期的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陶诗中也是有所反映的。……也有人认为，陶渊明反映现实的作品，由于时代的原因，釆取了隐晦曲折的形式，在他的某些诗篇中看起来很平淡，甚至有些消极，其实却正是他批判现实、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法。”(四)对《劝农》诗的理解问题：“有人说《劝农》诗是一组反动的说教诗。陶渊明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教训农民应该好好地劳动。有人却说陶渊明在《劝农》诗中提倡生产劳动和反对剥削的主张”在当时具有反对士族阶级的现实意义。《劝农》诗的主题是劝人务农。它肯定了劳动的意义，提倡人人劳动，反对了儒家鄙视劳动的观点，反映了陶渊明的进步思想。”(五)对《桃花源诗》的评价问题：“有人说《桃花源诗》是反动的作品。它可说是中小地主阶层和失意于官场的士大夫的没落、颓丧、消极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它不仅起麻醉人民思想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将引导人民脱离现实，煽动人民从阶级斗争的战场上退却。有人又认为，桃花源的幻想反映了人民摆脱灾难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人民在阶级社会中发出来的美好理想，这理想应该是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集中表现。对理想社会的歌颂和肯定，正是对现实社会的咀咒和否定。有人更认为，诗人根本否定了统治者的特权。‘秋熟靡王税’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君权。它根本否定了剥削，否定了贫富的悬殊。这个理想显然是代奉着广大农民的呼声。”这场大辩论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某些评陶错误观点进一步有所批判，对肃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陶学上的流毒起了积极作用。但“文革”结束前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陶学研究受到严重束缚’往往局限于探讨陶作的思想性、人民性、进步性等少数课题，对陶渊明诗文的艺术风格、表现技巧、语言锤炼、景物描写等方面很少深入分析，对陶渊明的批判更多有过火之处，显系苛求古人，有违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难以视为定论。
这个时期关于陶学的出版物除《陶渊明讨论集》外，还有《陶渊明诗文汇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二书把历代有关陶渊明及其诗文的研究、评述资料，选取其较有代表性和较重要的，按诗文篇目和时代先后分别汇集成册，对于进一步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艺术、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都是有益处的；《陶渊明》(廖仲安著，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创作历程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影响，作了简要的评论，时有创见，颇受欢迎。
三、一九七六年以来陶渊明研究的迅速进展
“文革”结束以来，陶渊明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有较大进步。有关陶学研究的新成果：专著、论文、集注、选本等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纷纷问世，短短数年，成绩斐然一九七八年以后，由拨乱反正逐渐转入新的开拓，思想活跃，在不少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计有：(一)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高文、何法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志在扶晋，为晋守节”、“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主宰着他的灵魂，支配着他的言行。”[21]冯钟芸《陶渊明的世界观及其归隐》也认为“在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是站在以晋室为代表的门阀贵族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说是更深刻的门阀士族观念。[22]不同意上述观点的，王宽行、张如法《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指出“陶渊明对晋室主要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他政治倾向极为重要的一面；此外，陶渊明对晋室，主要是对安帝和恭帝的遭遇，又持同情和怀念的态度。”[23]郝志达《浅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同样提出其“政治倾向的主导方面，无疑是以揭露和批判东晋末年的黑暗腐朽政治为出发点，又以哀叹东晋王室的复灭为归宿。表现在诗人身上这种‘批判’和‘哀叹’的心理矛盾，进步与消极因素的并存，只能从作家的世界观去找原因。”[24]
(二)陶渊明的哲学思想。逯钦立《关于陶渊明》认为“他成为一个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而《形影神》诗便是一组批判佛道迷信而肯定‘自然’的哲理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却又放了道家玄学的毒。”[25]杨廷福《陶潜〈形影神>诗为范缜<神灭论>的先导说》则认为“陶潜的不少作品中提出了世界上事物没有不变的‘化迁’宇宙观。然而从陶潜的‘化迁’观点和神灭思想，穷源竟委，则由来已久，也正是儒道的综合。[26]冯钟芸也认为“委运任化是他崇尚自然无为思想的深化而导致的结果，这种思想，固然受到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它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它和陶渊明的痛苦的政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凡引文篇名及出处见上的，概不重出，下同)钟优民《陶渊明的世界观》则提出“陶渊明哲学思想核心应为素朴的气一元论学说，‘化迁’、‘神灭’等思想是其派生的。……‘复得返自然’包含有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和天地万自然存在的涵义，与他万物‘受气’而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致的。”[27]张德鸿《论陶潜<形影神>三诗的社会意义》也指出陶渊明“表露的委运任化、随顺自然的人生态度，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情的反映，……但是，它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掩盖不了他反对宗教，批判社会的主旨。”[28]
(三)陶渊明的田园诗。王运熙《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认为陶的田园诗内容绝少谈到农民，没有出现真实具体的农民形象，所以不能进一步反映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农村凋敝荒凉的面貌[29]。李文初《陶渊明田园诗的评价问题》却认为；“社会现实有其广阔的天地，反映社会现实也容许有多种手段和途径。陶渊明是通过亲身的农村生活经历来反映他对农村现实的认识的，这种认识，虽然没有通过农民来表现，但同样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矛盾和严重危机。”[30]诸春来《对陶渊明田园诗的几点看法》认为：“陶渊明在田园诗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是越到后来距离农民越近，距离地主阶级越来越远，到他晚年，他已成为一个很近似农民的诗人。”[31]中山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提出陶的田园诗“客观上仍然掩盖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麻痹了广大农民反抗封建黑暗统治的斗志，又把一些对现实有所不满的封建文人引向逃避现实的道路，缓和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它的主要思想倾向看，并没有触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后人封建文人的影响也是消极的。”[32]李翰《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则认为：“陶潜并没有‘去寻找一条逃避现实的道路’。他以归田不仕的形式参加了政治斗争。诗歌是他的武器。……瑕不掩瑜，陶诗的主流是好的。至于后人的眼光各异，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并增而广之，那是后人的事，不应由陶潜负责。”[33]
(四)陶渊明的美学观。陈长荣《陶渊明诗歌意境的美学风貌》认为“‘趣’——这就是陶诗给予人们的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它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陶诗意境构成的特点表现为：物、我的同一，理想化的诗意憧憬，情、事、景、理的交融以及形似与神似的统一。”[34]徐声扬《“但识琴中曲，何劳弦上声”——从陶渊明蓄无弦琴看陶渊明的美学观》认为：陶的“美学观，应该说是源于儒家的‘为仁’与‘中和’的。……正因他具有这种‘为仁’和‘致中和’的朴素美的思想，才能‘写其胸中之妙’。故当其吟兴偶到，即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美感，出现一种文体有净、殆无长语的诗篇。”[35]
(五)陶渊明的艺术风格。王运熙认为陶渊明“能够冲破玄言诗的束缚，以朴素平淡的语言表现农村的优美风光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使诗歌洋溢着诗情画意，获得了新生命。”葛晓音《陶诗的艺术风格》指出，“他超出了当时崇尚形似的艺术观，比他同时代乃至以后几代文人更早地发现和创造了浑融完整的诗歌意境，这种意境是在诗人淳真平淡的生活和心情中自然形成的。……陶集中无论行役诗还是田园诗都是写意。归鸟、青松、芳菊、孤云，多有比兴、象征的意义。”[36]马秀娟《此公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认为。“陶诗的‘淡’是浓后之淡，‘质’是巧中见质，‘枯’是腴极似枯，这种质而绮，枯而腴、淡而美的矛盾的统一，构成了陶诗深远无涯的意境，清新实丽的风采，冲淡清和的情致。”[37]孙静《谈陶渊明田园诗的浪漫主义》指出。“陶渊明用‘意’在现实生活中幻想出理想的乐园，也在创作中完成了理想境界的飞跃。在表面上似是描摹平实的实际生活中，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展开理想与愿望的翅膀，飞入了一种精神化境。”[38]
(六)陶渊明的创作方法。钟优民《论陶渊明和他的咏怀诗》认为陶集大部分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而“反映诗人思想发展和艺术实践最高成就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而浪漫主义又占主导地位的珍品”。[39]孙静则进一步提出：“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倾向是以理想为轴心，或者表现理想的生活境界，或者抒发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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