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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陶渊明讨论和研究的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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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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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理想的精神，无疑是属于浪漫主义的。……陶渊明的田园诗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流派。它创造了浪漫主义的一种新风格，其基本特点就是在乎实的生活形式中含蕴着理想的境界，在表面的现实形式下含蕴着非现实的内容。即使是诗人用幻想的形式写出的桃花源，也呈现着这样的特点”。并指出“陶渊明的浪漫主义主要来自以‘庄’为代表的这个浪漫主义传统”。
这段期间出版的陶学专著有逯钦立校《陶渊明集》(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李华选注《陶渊明诗文选》(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唐满先选注《陶渊明诗文选》(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巍选注《陶渊明诗选》(一九八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唐满先注<<陶渊明集浅注》(一九八五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钟优民著《陶渊明论集》(一九八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吴云著《陶渊明论稿》(一九八一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王绍龄著《陶渊明》(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谷云义编著《陶渊明》(一九八三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这些读物或全面地论述陶渊明的时代、生平、思想发展、创作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简明地分析陶渊明思想和创作的几个侧面，皆能从不同角度反映陶学研究的新水平、新高度。
四、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展示了陶学研究的光明前景
一九八五年是陶渊明诞生一千六百二十周年，陶渊明纪念馆落成典礼和首届陶学讨论会开幕式于八月三十日同时在诗人故里——江西九江县城举行，这是陶学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喜事。为了迎接这一盛会的召开，江西省有关部门早在一九八四年即拨款建馆，《九江师专学报》特辟《陶渊明研究》专栏，于会前陆续发了四组评陶文章，计二十二篇，十三万多字。关于这次纪念活动情况，《光明日报》、《文学报》，《江西日报》等报均有报导，如八月十五日《文学报》头版消息载：“陶渊明纪念馆座落在九江县城沙河街东北隅的蔡家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了馆名。该馆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九百平方米，已于七月三十日建成正式开放，并展出一批珍贵文物与资料。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日，九江还召开了陶渊明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十三个省(市)的一百三十多名学者、专家和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五十二篇，作者分别就陶渊明的生平、归隐思想和艺术风格、美学观及对后人的影响，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展开了争论’。具体说来，中心议题有以下六个：
(一)陶渊明的故里何在?近几年来江西地区就此问题有过反复辩论，童怀《陶渊明故里究竟何在?》曾有报导：“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故里在九江市星子县境内，纪念馆理应建在星子县。而九江市文化局的同志却告诉我，目前传为陶渊明故居的不仅有星子县的玉京山、栗里陶村，还有九江县的鹿子坂、浔阳旧城等等，究竟故里何在，聚讼纷纭，一时难下确论”。[40]讨沦会上就此争论甚烈，各方论点多数早已披诸报刊，如徐新杰《陶渊明故里辨》认为“诗人故里，应为现在的江西省星子县，其故居则在城西五里玉京山麓的磨岭村”。[41]胡绍仁《陶渊明故里在宜丰证据确凿》则提出“陶渊明之父陶回，封邑在今宜丰。陶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义熙十二年冬，挟少子佟还宜丰；渊明逝于柴桑，归葬宜丰”。[42]户亭风《陶潜故里今何在?》认为“陶潜故里先在浔阳郡柴桑县的柴桑山，后移栗里之南村(今九江市郊庐山区的茅山头一带)。”[43]邓安生《陶渊明里居辨证》则提出“陶渊明的故居……就它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来看，应该就在九江市西十五里之白鹤乡。这不仅与我们考证的陶侃的里居相符，而且与《归去来兮辞》序中‘彭泽去家百里’的说法也是一致的”。[44]
(二)陶渊明的思想。张铨锡《陶渊明的悲剧及其诗的思想和风格》认为“陶渊明的一生表面上过得那么平淡，但却是一个深刻的、豪壮的悲剧。陶渊明的悲剧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伟大的诗人和渺小的社会的矛盾，是美与丑的矛盾”。[45]聂之言《从陶渊明的训子诗文看其仕宦思想的变迁》指出陶渊明“不希望儿子步入仕途，却不可能给他们指出另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他嘱诸子团结友爱，其中或许包含一些避免祖辈同室操戈悲剧重演的警诫意味，更多的还是流露他对社会危机四伏、人生道路维艰的无可奈何的哀叹。陶渊明本人由仕而隐，对生活道路经过严肃选择，仍未寻到真正使他满意的归宿。即令儿辈谨遵父教，同心协力，他们所驾驶的一叶小舟，也不可能穿过狂风恶浪到达理想的彼岸’。
(三)陶渊明的审美思想。李静《伟大的‘静穆’》认为“劳动锻炼了诗人，劳动也帮助诗人完成了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所必备的艺术气质；极强的艺术审美感，也即是对自然、对人生审美态度。他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田园风光，参加农业劳动，陶然自乐，何乐不为，他用清新、质朴的笔调抒写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歌唱生之情趣，咏颂自然之美”。陈新《陶诗审美意义初探》则是“从审美角度，分别论述了陶诗礼赞自然中的审美解悟，劳动中的审美感受和生活中的审美追求，以及诗人浑然一体的人格美。……诗人通过审美获得自由的愉悦，进而达到了对自然和人生一致性的深刻理解，诗人在劳动中的审美感受和生活中的审美追求都是以实现自由为目的，陶诗的审美意义关键在于激发后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四)陶诗的艺术特色。苏者聪《浅谈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认为：“真实新颖，恬静淡远，朴素自然最能体现陶诗的艺术风格”。朱家驰《陶诗的言约旨远与玄学的言不尽意》指出陶诗艺术特色是“言约旨远，意味隽永，常以精粹的文字包蕴无限丰实的内涵”，并认为“陶诗言约旨远的表现形式虽异彩纷呈，但沿波讨源又无不与玄学‘言不尽意’论密切相关。……玄学的‘言不尽意’是玄学家对言意关系的抽象说明，陶诗的言约旨远则是‘言不尽意’经过诗人移花接木后一种自觉的抒情达意的艺术手段”。
(五)陶谢比较研究。袁行霈《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认为：“南朝诗歌一变魏晋古朴而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高峰。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一代新风。……陶渊明属于阮籍，左思等老一辈诗人的行列，而谢灵运则属于沈约、谢眺等新一代诗人的队伍。诗风邅递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46]徐声扬《‘江西诗派实祖渊明’说探微》则稍异于这种认识，指出。“陶谢都朝着‘变’的方向前进，但陶谢追求‘变’的方位是不同的。我们知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而绮靡’，可见魏晋时已诗重‘绮丽’了。时至太康，诗坛上又出现一意追求辞藻的华美和对偶的工整的趋势。当然，其间有左思那种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爽矫健的笔调。此时，陶渊明推陈出新，独创一种诗风，他向‘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这个方向前进。……显然，这不是‘集魏晋古朴之大成’，而应是‘变’的飞跃。而谢是向‘极貌以写物’，这个角度变的。陶谢其‘变’不同，而‘变’则一，两种‘变’都对黄山谷有很大影响。”
(六)如何把陶渊明研究引向深入?王瑶《陶渊明研究随想》指出应该“充分了解与认识陶渊明对国内外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对陶渊明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而且对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角度，也是大有好处的。……鲁迅的论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辩证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即是真正按照马克思所说，把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特定历史时代、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作家，当作一个复杂、丰富，生动的多面体，‘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并从这‘一切方面’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其主导方面”。[47]钟优民《开创陶渊明研究新局面的浅见》提出陶学尚有很多新课题有待深入探讨，如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反映，陶渊明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陶渊明 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陶渊明的艺术个性，陶渊明研究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国内外陶学研究情报的搜集等[48]。陈忠《我们的评陶工作》介绍了九江师专古籍整理研究室计划开展的几项工作：编印多卷本的《陶渊明研究论文集》；把陶渊明的作品和研陶资料，输入电子计算机，以借助现代化手段推动研陶，联络全国陶学工作者，力促早日成立陶学研究会。
纵观陶渊明研究，充满生机，广大陶学研究工作者，为争取把陶渊明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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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芝《关于〈陶渊明传论>的讨论》，1957年7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2] 1954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3]《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4]《文史哲》1956年第12期。
[5]《北京师大学报》1957年第3期。
[6]《文史哲》1957年第9期。
[7]《文史哲》1956年第12期。
[8]《文史哲》1957年第11期。
[9]《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10]《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11]《新建设》1957年第10期。
[12]《新建设》1958年第2期。
[13] 1957年7月l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4] 1958年lz月z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
[15] 1959年1月1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6] 1959年1月1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7] 1959年5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8] 1961年中华书局《陶渊明讨论集》。
[19]《北京师大学报》1959年第2期。
[20]《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21]《开封师院学报》1977年第6期。
[22]《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23]《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
[24]《南开大学学报》19h8年第4、5期合刊。
[25]《陶渊明集》，1979年中华书局。
[26]《学术月刊》l979年第2期。
[27]《学术月刊》1980年第4期。
[28]《昆明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29]《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30]《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31]《河北大学学报》19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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