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四个可以称之为“君子”的榜样。第一个是尚德遵道的南宫适（南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参见《论语·公冶长》)第二个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第三个是实行德政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四个是遵道而行的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在这四位被孔子所敬重的“君子”中，前两位是孔子的学生，属于“修德以取位”的一类；后两位则是在位的官员，属于“就位以修德”的一类。这些人，为孔子所致力于培养的“君子”的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孔子对“君子”概念的创新及其价值所在：第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其基本含义是有位有德的管理者，包括“先进于礼乐”的先有德而后有位者，以及“后进于礼乐”的先有位而后有德者。第二，孔子把“尚德”引进“君子”的内涵，打破了传统贵族依赖宗法血缘关系对国家管理职位的垄断，为平民参政大开方便之门，是孔子的伟大创建，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一样，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具有现代性。后来荀子则提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荀子·性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早在隋唐时期就建立了“科举制度”，后经英国借鉴，建立“文官制度”——而后者正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滥觞。第三，孔子所界定的“君子”，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另一方面，“君子”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楷模。经过千百年的演绎，第二重属性逐渐被强化，直至成为“君子”的唯一内涵。今天，我们在用“君子”人格进行道德建设的同时，适当回归“君子”的原本内涵，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重属性，这对于提升社会管理者的道德水准，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政治文明，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黎红雷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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