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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与满人：清朝的民族怀柔政策为何失败？（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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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27 10:59: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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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怀柔
西藏的活佛和蒙古的王公需要怀柔，那么，居住地域更加辽阔、历史更加悠久、人口更加众多的汉族人民，难道就不需要怀柔吗？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似乎显得有点残酷极端，因为答案无非就两个：汉人不需要怀柔，刀剑相加就能使其顺服；汉人需要怀柔，应当和蒙、藏上层同等对待。
仔细剖析这两个问题发现，清政府给汉人的礼遇，远不如给蒙古人的崇隆，比如，蒙古人可以像宗室一样封王称公，且世代承袭，这是汉人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既然蒙、汉在爵位上不平等，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清政权对汉人就纯以高压来统治呢？显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入关的时候，赫赫有名的八旗兵也就区区六万人，就算每个兵丁再带五六个家人奴仆之类的，也不过30万人，那时仅活动在江南的南明残余军队总数就在百万之上，如此悬殊的兵力，要想靠武力来攫取、稳定政权，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刚刚占领北京的时候，清朝王公中主张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内的不乏其人。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那时满清上层对自己的兵力和可以依靠的武力还高度存疑。
看来，在维系政权的做法上，清王朝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另一种怀柔方式：向汉人开放权力，并在文化上融入汉族的传统，满就是汉，汉就是满，这样一来，那蒙古王公，倒成了外人。
与给西藏喇嘛盖庙、给蒙古贵族搭蒙古包所不同的是，清王朝对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读书人的怀柔方式显得既隐形又无处不在，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清王朝是中国大地上历代王朝的延续和接替，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族帝王；关外来的满族皇帝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对文化的维护上也表现得格外卖力。
一旦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就有了可靠的根基。对汉族的读书人而言，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成则王侯败则贼式的冒险主义精神，从来不是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反，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最佳结局。巧合的是，这些要求清王朝都提供了，而且提供的，甚至比想象的还要多。
于是，清入关后，多尔衮到曲阜祭拜孔子，后来，康熙又在曲阜祭孔时行了最隆重的三叩九拜礼；乾隆在祭孔时还将宫中所藏的古代青铜祭器“商周十供”赐给孔府，与此对比，帝王陵寝所享受的只不过是石头做的五供而已。科举也重新开张，汉族读书人又有了出仕的希望，那些希望为前朝守节的读书人纷纷坐不住了，原本打算老死不食周粟的夷齐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下首阳山。
不久，一座府邸在和避暑山庄遥遥相对的保定开始兴建，落成后，它将作为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直隶总督的官署。
直隶省肩负拱卫京师的重责，直隶总督掌握一省的军政大权，是所有地方督抚中最显赫和重要的职位，但是，在清初那些自信的统治者眼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却不在于它对京师安全的保卫，而是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当初，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时，为了显示自己对降兵的信任，夜宿降兵军营，并用降兵做自己的护卫，这种胸怀和气度，或者说笼络他人的手腕，使他赢得了天下拥护。清王朝的做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直隶总督这个天下瞩目的位子上，清王朝尽量安置汉人来担任。有人曾做过统计，在顺治、康熙朝的直隶总督中，绝大部分为汉人。
清统治者精心规划的这些怀柔政策，对政权的稳固及国家的安定有作用吗？从效果上看[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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