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大的郭预衡先生,是我极敬仰的一位教授,不久前去世了。报上刊载的消息称,他撰写的《中国散文史》填补研究空白,但似乎更值得引人关注的是,“恢复高考曾为北京市作文出题”,题曰:“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所以,这一业绩乃置于前。媒体的评价与报道,有时是为吸引读者眼球,所云未必确当,自不必论,而仅此也足以见出一位学人身后的寂寞,不禁令人唏嘘。
这已经是数十年前的情景了,在北师大一间公共大教室里,我聆听过郭先生一次讲座。足足容纳数百人的场地,可谓座无虚席。郭先生时当盛年,他个子不高,稍显清瘦,神情端凝,语调平徐,却沉潜有力。记不得当时讲的是什么题目了,却有两点意思一直留在脑海里,一是他期望大家要成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二是如有条件,要效太史公,多多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用来称誉老师章太炎的话,未尝不含有他自己的期许;郭先生移用来期望莘莘学子,也未尝不悬为他自己的目标。在一个已经“告别革命”的时代,这诚然会很令一些时尚的人们所不屑,而在“空头”盛行的当时,却是意在矫治时弊,非得有些勇力不可的。第二点,听起来简直有点“迂阔”,倘不是后来免费“革命大串联”,孰能身有余钱,游山玩水乎?然而,我知道,这其实也是古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意思,道是真学问不惟从读书得来,亦要从游历与实践中寻求,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是而已。郭先生曾规划自己五十以后,要出游名山大川,不知最终实现否,想来多半身不由己,遗憾诸多罢。
“国学”者,如今虽然谈辞如云,而“辖区”广狭,也未见确定,无论怎样,大约古典文学总不会摈斥在外的,因而,郭先生该算是正宗的国学家吧。郭先生从旧时代、旧社会来,他年轻时师事余嘉锡、赵万里、顾随、陈垣等大师,所求的学问,涉及目录学、考据学等等,也可称是道地的“旧学”。进入新社会,他努力以新识治旧学,这种新识,特别体现为一种世界观的变易,在当时,就是皈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观点。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听郭先生的课,读他的文字,没有一点冬烘先生的陈腐气息,没有一点故纸堆垛的霉烂味道。他梳理历朝历代车载斗量的文章,无论是“东鲁春风”,还是“南华秋水”,亦无论是魏晋文章、韩柳欧苏,还是明清小品、“桐城妖孽”,都让它们在历史的深矿中,如沐朝暾。在治旧学的学人中,很少像他这样兼通鲁迅,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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