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黄宗羲学术成就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及有关史实进行了新探究。吴光先生从政治、法制、经济、教育、哲学等五方面的模式作概括，系统论述了黄宗羲新民本主义的理论构成；杨小明首次对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刘恒武阐述了黄宗羲对明代钱法阻滞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及构建铜钱本位、兼行纸钞的货币制度思想；潘起造的论文对黄宗羲以人们在“千万倍之辛劳”下的“自私”、“自利”为正当的人性论作了阐释，认为这使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新民本主义具有了切合近代民主精神的思想元素；黄敦兵对黄宗羲“为故国死节”与抱道不仕而在“新朝作一榜样”同样有价值的遗民观作了论述；徐定宝通过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学术思想的比较，认为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思想成就的最高代表者；刘华安认为黄宗羲君臣协同治理天下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梁一群对黄宗羲文论中“文”与“道”融为一体的哲思运绎作了深入论述；朱义禄对黄宗羲“诗文补史”的史学特色作了具体阐述；诸焕灿对黄宗羲《两异人传》中所记诸士奇是否朱之瑜的问题作了考辨；谷敏对黄宗羲编辑整理《明文案》的史实进行了再考证。研讨会上发表的这些理论观点或史料考证，无疑具有丰富和充实黄宗羲学术思想研究的意义。
三是对开展黄宗羲研究的时代意义及当代价值有了新认识。与会学者认为，黄宗羲学术成就对于后世的影响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学术层面说，由于黄宗羲是明清之际“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的大儒，在儒学还是主流文化的清代，其开创的浙东学派学脉相传、人才辈出，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的经学及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后，随着儒学的逐渐退出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黄宗羲及其学术成就成为历史文化的议题，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从社会影响的层面说，由于黄宗羲的学说具有开启“新时代”的革命意义，所以在清末至近代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对黄宗羲都极为推崇。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而兴起的“文化热”，也使黄宗羲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黄宗羲的研究，不仅在哲学史界，而且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表现了空前的热情，形成了一个研究热潮。尤其是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黄宗羲及其学术成就，先是因有“工商皆本”的说法而在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人们所回忆，后又因产生所谓“黄宗羲定律”的讨论而被人们所认知，再后来又因温家宝总理对黄宗羲“天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情怀的赞赏而被人们所敬仰。从黄宗羲的“工商皆本”到“黄宗羲定律”、再到“黄宗羲情怀”，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对黄宗羲学术成就和精神的最好纪念和弘扬。同时，一些学者还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区域竞争，将以文化论输赢”的今天，拥有王阳明和黄宗羲两位思想和学术大家，是浙江及宁波地区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黄宗羲和王阳明所共同倡导的慎守良知、解放思想、知行合一、经世应务的学术精神和处世品格，必将随着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而越来越得到自觉的传承和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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