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他于1990年以95岁高寿病逝为止，时而能聆听到他老人家的教诲，特别是更能时常拜读到他的多达14卷的《三松堂全集》。此外，本人也写过研究他的一二十篇论文。6年前的2003年，本人和黄山书社的资深编审胡贯中老先生有幸一起被邀请到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去出席“纪念西南联合大学65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们特地考察了冯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著名的“纪念碑”以及冯先生为躲避日寇飞机空袭而居住在昆明近郊乡下的旧居等。所以，我感到喜出望外，立即聚精会神洗耳恭听。但很遗憾！不仅已尽尾声，只听到了几句就完了，特别是听到的这么几句，几乎句句令我大跌眼镜！差不多句句都失真了！
其一，冯先生只是哲学史家，还更是哲学家呢？
主讲人谢教授，就在那么一会儿，却用了好几句话，反复介绍冯先生是哲学史家，而绝口没有再介绍冯先生也是哲学家，更谈不上他应该强调介绍冯先生更是哲学家。冯先生的确是以其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而成名的。他晚年回忆说：“1928年，我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大学，仍然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仍然用逐步延伸的办法，进行下去。终于在1929年（34岁——引者注）完成这部书的上半部。当时有一个朋友，在上海主办一个出版机构，名神州国光社，把这部分稿子拿去，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上册于1931年先行出版。到1934年（39岁——引者注）全部上下两册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的写作告一段落。”（《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当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还很少，主要就只有胡适先生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很遗憾！胡适先生终其一生未能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册）和冯先生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么一部半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冯先生说：“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书，第195页）根据同样的道理，我要说：“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冯友兰的奠基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就日益兴旺发达起来了。所以，主讲人谢教授充分肯定冯先生作为哲学史大家的地位，是完全符合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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