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冯先生并非只局限于哲学史家而已，他更是一位一口气写下了6本书，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新理学”体系的一位大哲学家。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将近十年的生活中，我写了六部书：《新理学》（1939年出版），《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同上书，第209页）哲学主要是研究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所以，冯先生在《新理学》里讲自然方面比较多，其余五部书里讲社会和个人比较多。《新理学》是他当时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其余五部书则是这个总纲的运用。正是这6本系列丛书，标志着冯先生是“卓然能自成一系统”的大哲学家。这，获得了中外同行的广泛认同。

　　冯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决非是偶然的，而是他志在必得。当他写完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以后，他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了。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虽然不无联系，但是又有很大的差异。他说：“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同上书，第209—210页）这就是说，所谓“照着讲”，必须是以讲别人的即以前的哲学家的观点为主；所谓“接着讲”，必须是以讲自己所创新出来的哲学思想为主。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不要求哲学史家有创造性，却要求哲学家非有创造性不可。二者的贡献是有所区别的。所以，人们对二者的重视程度也就不尽相同了。可见，主讲人谢教授只说冯先生是一位哲学史家而已，而把冯先生更是一位哲学家的重点丢得一干二净，这就远远未能如实地全面地评介冯先生了！

　　其二，冯先生留胡子是为了“明志”，还是身不由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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