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如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其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简而言之,冯先生寄厚望于自己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能有助于将日本侵略者所损伤的我中华民族之魂招了回来。
冯先生接着说:“《新原人》的《自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简而言之,冯先生寄厚望于自己所著的《贞元四书》,能有助于起到“以志”抗日战争的“艰危”,又能“鸣”抗战胜利后的“盛世”。
让我们再看看冯先生自己对“贞元之际”的解读吧。他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以上均引自同上书,第235—236页)
总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身为哲学系的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通过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的本职工作,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之中,对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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