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第一眼所看到的冯先生形象的“标准像”，大多就是他留有长长的飘飘欲仙的胡子的一位美髯公式的很睿智的老者。这个鲜明的形象，是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主讲人谢教授说，冯先生之所以蓄起大胡子是为了“明志”，明其要抗日的志的。并且说冯先生的同事，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名教授闻一多先生也养了大胡子，也是为了要“明志”。这种说法是肯定的，也是动听的。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抗日战争时期，以蓄须来“明志”，用以表达抗日的情操和行为，确实大有人在。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就是一位典型。我还依稀记得，在很久以前浏览过的书上说，梅先生不幸身陷沦陷区中，于是他就特意蓄起胡子不剃掉，专门用来拒绝为日伪演出。但是，冯先生之所以养起大胡子则是由于生病而已。他回忆说：由于逃难逃到广西，“第二天早晨，已经快到镇南关（今名友谊关——引者注）了，经过一个县城叫凭祥县，当汽车穿过城门的时候，我的左臂碰在城墙上，受伤了。”（同上书，第89页）“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胡子就长出来了，出院的时候我也没有剃，就留着胡子往昆明去了。”并且，冯先生还顺带讲到了闻先生及其大胡子的故事。他又说：“闻一多参加学生大队步行到昆明，沿路也没有剃胡子，到昆明也把胡子留起来了。他的胡子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剃去了，我的胡子一直留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同上书，第91页）这就是冯先生和闻先生两位的大胡子故事的始末的全部真相！这与“明志”有关吗？请问：主讲人谢教授，你那个版本是从何而来的？有什么根据吗？

　　说到冯先生的“明志”，并非没有，但不在形式，而是重在内容，并且为数不少，但限于篇幅，仅就上述6本书来看吧。他说之所以能写成这6本书，除了主观条件以外，还有客观因素。这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同上书，第209页）“上面所说的我对于哲学创作的兴趣是一种动力，但主要的动力还是抗战。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自序》可以说明这一点。”“《自序》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自处其境，乃真知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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