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叶二人也指出：不能绝对认为贫困便与词无缘。伟大词人的创作能超越经济基础，例如苏轼。不过就整体而言，词受经济基础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其他文体更大。

    其二，稳定的经济生活使稼轩词中没有经济困窘导致的焦灼、痛苦。他们将杜甫流落浣花溪时创作的《江村》诗和辛闲居上饶创作的《清平乐·茅檐低小》比较，认为同为乡村生活写照，杜诗流露出无法掩饰的窘迫与焦灼，而辛词相当安逸平和。辛的可贵就在于，这种安逸的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他收复江山的斗志和对金戈铁马的魂牵梦绕。

    其三，富足的生活使辛词全无烟火气，形成崇雅尚真的审美趣味，表现出对身外之物的通达态度。苏轼的词也被誉为“笔下无一点尘俗之气”，其空灵之境的营造，得益于苏轼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境界和“胸有万卷书”；而稼轩则多得之天然，发乎性情，一定的经济条件也是必要的因素。

    苏辛精神，首先是一种词学精神，呈现为激越豪壮的襟抱情怀、声容风度、风格境界

    对辛词的接受与传播，是以前辛学研究较薄弱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刘扬忠几年前就呼吁要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此次论坛中，原济南社科院院长荣斌的《稼轩词对毛泽东的影响》、安庆师院文学院副院长梅向东的《龙榆生词学的苏、辛精神》、上饶师院吴长庚教授的《〈铜铉词〉对稼轩风的接受》，都是这方面的有为之作。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