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两地有文友在本报言论版上辩论，什么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不是就等于中国文化？各执一词。坦白说，那确实“因为新加坡与中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对于同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尽一致”，情有可原。 
　　是的，新加坡的写作人拥抱“中华文化”显得那么热情如火，而对接受“中国文化”一词则面有难色。为什么？没有在“南洋”生活过的中国学人，对于某些细微的差别是难以体会的，甚至觉得难以理喻。 
　　内里乾坤，主要在于：其一、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世俗国家，处在多元文化的区域。在这水域里面，“同化”两字是相当敏感的，本区域任何种族之中都有反应极度强烈的人，不愿被他族同化。保留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的诉求，其实也不仅限于华族。 
　　说起来，新加坡把华文华语定为华人的“母语”，务实的原因之一，也就在于表示国家政策并没有强迫任何他族学习华文。当然这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人们往往被“一族一母语”的思维框住，语言的传习难以跳出族裔的范畴。实际上，一名马来族或印族国人为了想“赶搭中国顺风车”而猛学华文，是没有触犯任何法令的，也没有违背任何传统。 
　　其二、对中国学人来说，中华文化等于中国文化，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不过对新加坡华人而言，“中华”与“中国”在概念上确有不同——字面上也不一样嘛！“中华”一词多涵盖文化，尤其是五千年文化这般诗意的表达；而谈到“国”字，就未免让人想到政治的层面。 
　　固然，从纯文字看，“顿成泽国”、“红豆生南国”、“国色天香”的“国”，是没有政治意涵的。但从冷战时代过来的人，在不同体制内生活过的人，对“国”字无疑特别敏感。在政治语汇里面，“国”可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是的，时至今日，我个人也不喜欢动辄以过度敏感的字眼来论文化，到头来也论不出个所以然。我只想说明，任何阴影的存在都是客观的事实，不必掩耳盗铃假设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也不必纠缠不清，让过去的阴影形成我们前进的羁绊。认清事实的本质，应该是我们探讨文化议题的态度。 
　　其三、华人应发扬“中华文化”，这一概念是被本地普遍接受的，至少可以公开提出来而不至于那么敏感。尤其到最近，鉴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机遇，政治领导层也觉得有必要阐明，华人只要政治上效忠本土，认同中华文化毫不碍事。 
　　当然，政界的表态只不过显露气候转变了，但人们是否要多添衣裳，是否要备好帽伞，还是得拭目以待。像本地华文写作界个别人士那种拥抱中华文化的热情，终归属于少数。许多人还在想，学好华文就能搭上顺风车，有那么“神”吗？我认为，质疑态度显示新加坡人渐趋成熟，是正常的现象，不见得是件坏事。 
　　凭借着“南洋伯”的敏感，本人对中华文化素来也作了一些观察。根据专家的定义，中华文化是指从华夏文明发源，再经过约三千年沉淀而造就的汉文明。中华文化以汉族文化传统为核心，那是毫无疑问的。且看，一直到1911年完成的辛亥革命，也要打着“驱逐鞑虏”的旗号。 
　　然而，中华文化是否具有一般想像中的划一性（homogeneity），那么浑然天成？那倒是值得检视的。 
　　不错，当我们从深圳旅行到乌鲁木齐，发现中国城市现代化（也等于汉化）所产生的一致性，是令人惊讶的——是不是单调，见仁见智。而根据统计，中国人口93％是汉族。不过，与此同时，那其余的7％，却代表着55个民族。 
　　55个，是指现存的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被同化了、被融合了的民族，那就不计其数了。那么在中华文化铸就的过程中，汉以外的这些民族所贡献出来的血汗、养分、冲击（让中华文化知道长进），又有多少呢？ 
　　虽然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有人觉得太过火，但历史上文明的产生，又的确是在不断冲撞、排斥、过滤、眉目传情、回心转意、吸收、糅合，各种过程汇集而成。汉族吸收外来文化如此：即使被认为宽容开放的唐朝，也曾经大力抗拒佛教的入传——唐三臧是偷渡出关取经的，皇帝并不批准。 

　　少数民族的汉化，尽管对他们来说是利多弊少，却也同样是个极度无奈的过程。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时候，如元朝、清朝，虽然都得采用汉语和汉式章典制度，但也同时提出了不少与“汉化”反其道而行的政策，实行起来亦非常惨烈。 
　　近年由于思考上述问题，对一个历史人物——北魏孝文帝，特别感到兴趣。上网查阅，发觉中国国内知识界对此人的评价也莫衷一是，发出“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一问，数年前便已辩到天翻地覆。 
　　限于篇幅，有机会才与大家畅谈北魏孝文帝。不过，上述这些近期辩论却已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能冷静旁观，文化中的各种“色彩”就会缤纷呈现，罗列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