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曾经大力推广儒家伦理道德。应当时新加坡政府的邀请，许倬云等8人去新加坡工作。许倬云工作一段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种道德伦理的教育能依靠官家推行的，道德教育必须由潜移默化完成，全是民间社会自然形成的。官家推行的道德伦理，必定成为教条。”


     六年后，许倬云在澳门又遇到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廷瑞，他说，“许先生，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选下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梯队，我看都不是有眼光的，都是听话的，没有远见。”他希望许倬云能够为新加坡复制在台湾的高级干部训练班，许倬云回答他说：“不行，你们前提是要以李光耀为主，前提是执政永远对的，我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件事。”


     许倬云认为，站在现在看历史，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色是秉持儒家道德价值观的文官系统。它是惟一能够与今天的现代政治接轨的。不能接轨的是传统的君主制度，不合理处是任命来自上面，不由人民决定。这个道德教条是中国文官制度与韦伯的纯粹工具理性不一样。中国的儒家理性里面，永远有忠诚有抗争。宋朝集权，皇帝向士大夫让步了；汉朝的制度，皇帝向文官系统让步。从汉到宋，没有宰相的附署，皇帝诏书不算数。明清以后，皇帝直接下命令，尤其明朝，是太监代表皇帝下命令。


     在许倬云看来，所有理想的政治制度，要么放在过去，要么放在未来。人不能不做梦，不做梦就完了。问题是做梦放在过去，你可以描述它，说我们要改正现在的堕落。你那美好放在未来，从而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然而，领导人不应强迫大众，只向这一理想的方向走。假如他有权，而且以生杀大权，接受梦里的理想国，然后，大家俯首听话。那就成为灾害了。


     许倬云说，价值观念的约束是需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有经济风暴？因为大家没有价值观念的约束。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从瑞士到荷兰到英国，这批人信仰新教伦理，有为上帝服务的使命感，赚钱了不是自己享受，而是全部献到社会。他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努力奋斗。目前上帝死亡，诸神隐退，没有人能够约束美国华尔街那些大金融企业的CEO。证券企业制度类似于民主制度，股票市场股权分散，股民无法结合成整体约束那些CEO，只能看着他们伤害了大众利益，却无可奈何。贪欲造成的后果就一定是浪费。全社会整体的贪欲，造成了今天的经济危机。


     许倬云的新著《万古江河》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