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杨海明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集中、专精的特色。在具备全面的词学研究能力的前提下，他集中精力，在唐宋词史研究、唐宋词主体风格研究、唐宋词美学研究这些对于建构现代词学而言必须解决的问题上面，作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他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个案研究的扎实，帮助他在整体命题的阐释上，获得既相互联系又各具面目的个案链条的支持。在《唐宋词风格论》（卷一）中，针对历史上众说纷纭的唐宋词的审美风格，他作出了自己的厘定，具主体而明变化，以智者的通识，阐述了唐宋词主体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嬗变，为解决历代学人对于唐宋词主体风格的分歧，提供了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的新探索。而《唐宋词史》（卷三）则是第一次以现代人的学术眼光，构建词史。他注重唐宋词有别于以往抒情文学的特质，以“心绪文学”、“感伤文学”和“南方文学”来概括之，并进一步突出唐宋词中积累浓厚的“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使得词体在各体抒情文学中，能够自具面目。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而且已经自成一家。这样的研究态度，在《唐宋词美学》（卷六）中也一以贯之。他运用自己前期积累的丰厚知识，总结出唐宋词所具有的各种审美特征。其角度和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新意昭彰，启人实多。

    再次，杨海明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旁通侧击其他学术领域、并汲取有益营养的趣味与机智。他经常信手拈来，将西方文学的故典巧妙而恰当地点缀在自己的词学论述中，增添了文字的活趣，令人会心一笑。他也不讳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新鲜的营养，增加自己的研究角度和新意，体现出知识积累和取用上的随缘和机智。

    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杨海明先生的研究成果在理念上有重要突破：他将小众化的词学研究，引向有益于人、有补于世的方向。这使词学研究不再成为“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状态下的孤绝之物，而能成为滋养今人与后世的精神食粮。在《唐宋词与人生》中，他以古今不隔的心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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