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统”掌控的机构,而彼时鲁迅在上海通过多次通信,也渐渐“发现”了国民党实行“邮检”的“秘密”。你想,这一情节,在沧桑鼎革之后,一旦置换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即便王仲闻当年不过只是一名小职员,在那严苛的政治运动中,恐怕也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矣,于是,所谓“特务嫌疑”,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了。
1949年以后,王仲闻从上海被调任北京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后又下放为邮局营业员,至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乃至被迫退职。其时,王仲闻正是身处“逆境”,却依然治学不倦,他整理多年的研究心得,陆续出版了《南唐二主词校订》、《诗人玉屑(校勘)》、《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订)》等,并编成《李清照集校注》等,一时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后经人推荐,在中华书局编辑部为“临时工”,从事古籍的校订工作,这可以说是他的“归队”。据当年与他共事的人回忆:王仲闻博闻强记,熟悉古籍,尤精于诗词、笔记及宋代文物,每有所问,对答如流,因此有“宋朝人”之称。他还为唐圭璋编辑的《全宋词》加以补编,且费时四年之久(于1965年出版),但却不能署名。“文革”爆发后,王仲闻即被解雇,复遭猛烈冲击,其中一条原因即是他曾担任过国民党“中统”掌控的上海邮政局的职员,因此,大概就是“国民党特务”了。王仲闻走投无路,遂效其父,投昆明湖,却未能死;继又仰药,于1969年含冤自尽。
王仲闻身后,尚有《读词识小》、《唐五代词新编》两部手稿,也因此蒙受损失而不存,据说其中20多万字的《读词识小》是王仲闻的精心之作,曾由钱锺书先生审稿,被“文化泰山”的钱锺书许之为“奇书”,不幸遭劫,闻者惜之。
文化世家消亡的感慨
以上是由王仲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以及《全宋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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