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在南宋的浙东事功之学中,叶适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与朱、陆为代表的理学相颉颃,是因为他既重视“道不离器”的理论建树,又措意当世之务,在二者的结合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主轴。
宋代学术自从周敦颐首先阐发心性之微以后,迭经张载、二程等大家的讲倡,理学遂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理学所注重者虽不失传统儒者明体致用的本旨,对于世道人心尤其大有助益,但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难免相对愈淡,再加上理学杂释老,不无过高虚浮之病,遂日渐显现出其内部的缺陷。靖康之难发生以后,南宋偏安之局既已形成,有心者自然心怀忧惧,而思加以挽救。于是浙东事功之学乃乘时兴起,想要以经世之学,以期矫正虚浮之弊而有裨于世务。
宋室南渡,浙东之学顺势而兴,皆争言事功,概而言之,可分三支:一为金华唐仲友,一为永康陈亮,一为永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其中唐仲友通经服古,务黜空虚而归实用,然其性颇孤介,与同时浙东诸子不相往来,晚年又为朱熹所劾,从此杜门著书,郁郁而卒,自然不能蔚成风气。至于陈亮,既浅于性命,又昧于经制,其所标榜者实个人英雄主义而已。是则浙东事功之学,求其能鼓动风潮者,唯有永嘉诸子。
永嘉诸子之中,薛季宣、陈傅良皆颇注重制度的探讨,其立场属态度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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