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反《乐记》之说，强调礼乐远在刑政之上，可见其见实能上接孔子之意。又如其论财计云：“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水心别集·财计上》）再如其论军事云：“自古两敌相争，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运谋。”（《水心别集·患虚论》）“夫法所以用兵，而兵之成败不专在于法。若必以法为胜，则蚩尤、桀、纣若林之旅，岂其皆无法哉？且项羽之于汉高，尝百胜，一败而亡，岂汉一日而有法哉？”（《习学记言·太宗李靖问答》）叶适认为如果能修实德，行实政，则上下和气融洽，近悦远来，可以变弱为强，屡战不屈。

    由以上所述论治道、论财计、论军事等可以看出叶适对于当世之务颇为熟稔，且能提出迥异于时儒的见解。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勇于指出宋代集权法密之害，掌握到当时国家积弱的症结，曰：“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材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水心别集·始论二》）前人虽不乏反对专制集权之非者，然大抵是就君王的淫暴、政事的烦苛、民生的疾苦等方面立论，至叶适才专就制度加以探讨。过度集权的弊害若不排除，就算是有仁君贤臣，也难免陷于苛细扰民而无法致天下于安定。由此可见，叶适抨击专制法密之害，实能批却导窾，深切问题的最大关键。

    在理学盛行、举世风从的时代，叶适本其注重思辨的精神与不盲从偏信的态度，反对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一方面提出对“道”的看法，认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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