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论“道”，有两个重点：一为道存在于器物度数当中，舍器物度数即无所谓道。其言曰：“书有刚柔比偶，乐有声器，礼有威仪，物有规矩，事有度数，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水心别集·大学》）“形而上者谓之道，按一阴一阳之谓道，兼阴说虽差，犹可言也；若夫形上而无下，而道愈隐矣！”（《习学记言·易》）是故唯有即器，始足以明道。就人伦事务上加以表现，才能发现、把握此道，如此才是真正的圣贤之业，故又谓：“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习学记言·吕氏文鉴》）二为道之所重不在于言说而在于实行，亦即道的定义为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道落实于生活之中。故其言曰：“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道为本，最为切要，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习学记言·周礼》）古之圣贤所以致辨于事物之详，而于道德众理特指其名而辄阙其义的原因，乃在于避免人之舍器而言道，致使大道反而因之而泯没，故又曰：“古之圣贤，其析言于事物，甚辨而详，至于道德之本，众理之会，则特指其名而辄阙其义，微开其端而不究其极。……故皇极无不有也，而其难在于建；建极非难也，而其难在于识其所以建。……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极者则有物也。君子必将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适无，而后皇极乃可得而论也。”（《水心别集·皇极》）因此他对子思而后，诸儒竞相以辞明道，徒饰其说以自好，难以言行道之功，颇不以为然。因此之故，叶适对于理学末流的远于事物、高谈心性，极表不满，并且进而对曾子以下诸儒，凡程、朱所指以为道统者，都加以批驳。惟对于孟子，则承认孟子能传孔子，得以接续圣贤统绪；然又批评其论学有所偏，主要是因为孟子专以心性为宗主。此则与程、朱虽有同者，但一涉及心性，叶适即持反对态度。其论学讲求实际以为世用。

    叶适论道强调道不离器，注重人伦事务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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