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始至终光绪皇帝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但对他的倚重之情跃然纸上。康有为读罢“衣带诏”伏地大哭，当晚便离开了北京。

当荣禄带着大队人马风风火火追到塘沽码头时，康有为已经乘“重庆号”起航了。

康有为不知，此时慈禧太后的缉拿令已一路从北京追到天津、烟台，直至上海。

在塘沽码头，荣禄派航速比“重庆号”快一倍的快艇“飞鹰号”出海追赶，但“飞鹰号”起航仓促，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无功而返。

密令发至烟台，恰好手握电文密码的道台不在衙门里。等道台回来，“重庆号”早已从烟台出发了。而茫然不知的康有为竟还优哉游哉地在烟台海滩捡了一袋彩石，买了6篓烟台苹果。

不过，上海的情形就没那么乐观了。政变当天，缉拿密电便传到了上海道蔡钧手中。蔡钧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发给捕快，只等着“重庆号”一靠岸，就上船抓人。

可“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为保险起见，蔡钧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可没想到，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一口回绝了。其实，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电报，请他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位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白利南一边拒绝上海道的照会，一边秘密派出通晓中文的手下濮兰德乘快艇到海上营救康有为。当濮兰德拿着照片找到康有为时，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与一名浙江贡生高谈阔论呢！

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蔡钧扑了个空。康有为却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顺利逃到了香港。

后来，康有为在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将其总结为“十一死里逃生”：

吾先到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韬之告，出天津必死。从仲韬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少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奇巧？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大道未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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