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永远是他自己的。我在西方待了很久，我觉得普适问题比普适价值要多得多。人们的贪婪也好，冷漠也好，丧失爱的能力也好，孤独也好，都不是制度造成的，都是人们自己的问题。

人学比文学更重要

李承鹏：美国花26年才把一个公寓拆了，设成一所学校，我们可以花两天半就把一条街拆了来建学校，我在书中有一个观点，什么叫公众利益？一个人的利益就不叫公众利益吗？一百个人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吗？

高晓松：大家老说政府，其实那个东西都是由人组成的，与其天天反思政府，不如想想那些人。他们是外星人吗？他们是天生邪恶的外星人吗？他们怎么就成了那个样子呢？他们难道不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吗？当今大学生毕业以后有一半会成为公务员，会进入政府，有一半会成为我们。成为他们的人是怎样的呢？与其反思政府不如反省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政府是由外星人组成的。

王克勤：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责备公务员,这是人的问题。我觉得制度本身是一个文化，叫做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可以改变很多传统文化。为什么我这样讲？单讲交通规则。城市里马路上有各种马路的交通规则，在草原上开车的司机是自由奔放随意地开车，但他进入城市以后被屡次罚款，甚至关在看守所，然后他接受制度文化，当他在城市里开一年、两年车以后就变成一种习惯文化。所以说,制度是最能够改变人的。在“文革”期间有那么多红卫兵，以打砸抢为快乐、为追求、为梦想，那也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制度所决定的。我并没有说美国怎么好，德国怎么好，我们共同讨论人类面对的制度问题。我想到一段话，没有财产权的地方就没有公正。前两天,我的同事跟我交流一个问题，现在出现一个坏的倾向，有一些80年代、90年代不错的民营企业家和一些曾经身居要位的地方官员，他们兴办的企业后来也陆续地被并购。举个例子，今天王小山是某某县的县长，你帮一个私营企业，觉得私营企业不错，可以让你小舅子拿20万元把3000万元或者5000万元的企业收买。

高晓松：红卫兵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年轻人也上街，但是他们不打砸抢。美国也不上街，他们去听摇滚乐，40万人脱光了在地上滚。到我们这就是打砸抢。革命的时候你是应该打砸抢还是应该听摇滚乐还是应该做爱吸毒？我们这选择的是打砸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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