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赋税之事。项应祥曾任吏科都给事中,时告病在乡。汤显祖不畏强权,亦不念其曾为自己做《尊经阁记》的交情,查其家族占田逃税及欺凌百姓之案,义正辞“婉”,又毫不手软。
汤显祖在遂昌任上另一个美政是“纵囚观灯”。万历二十三年(1595)除夕,汤显祖将遂昌狱中囚犯放回家,使与亲人团聚,元宵节又许囚犯出狱观灯。这是一种极为人性化的行为,他以自己的“清政”取信于民、教化于民。
这些使汤显祖获得了“循吏”的美名。可见杜宝与汤显祖无论在社会思想上,还是在施政方针上,都十分相似,然而二人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牡丹亭》中的杜宝由南安知府到淮扬安抚使,又到同平章军国大事,位至宰辅,受到皇帝以及有司的青睐和赞扬;现实世界中的汤显祖却由南京礼部主事到徐闻典史,到遂昌知县,到告假还乡,屡遭贬抑,虽心存社稷而终究还朝无望。无论是追求的理想,还是取得的政绩,都没有给汤显祖铺就一条政治坦途,而只是化作了玉茗堂前的雨丝风片。遂昌一任后,汤显祖更觉“世路之难,吏途殊迫”,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退居故里,不复入世。
汤显祖的政治生命走向这样一种结果,在那个时代实属必然。原因有二:
其一是所具人格使然。万历十三年(1585),吏部文选郎、前任临川知县司汝霖致信汤显祖,劝其与有司沟通,可升为吏部主事。汤显祖婉拒之,并说:“人各有章,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怜,成其狂斐。”所谓“偃仰澹淡、历落隐映”,即自然而然、无所刻意,用汤显祖的另一种方式表达,即为一个“真”字。如他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纵观其政治生涯则不难发现,他因拒绝张居正之拉拢而晚中进士是由此种人格而致;上疏建言而被贬官由此人格而致;遂昌任上结怨于项应祥由此人格而致;遂昌任后绝意仕进亦由此人格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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